张雪峰的死和公众对他的悼念让我想起四年前的吴尊友。当然他们的表象是有区别的。

吴白发苍苍，消瘦、安静。但给出的专业逻辑坚定而确定，抚慰了无数民众的焦虑。当一个专业人士放弃了科学底线，生理上的衰弱反而成了一件道德防弹衣和免责声明。民众在他的死亡时迎来了某种更高的情绪热潮。回避了对科学和政策后果的理性审视，似乎在他的死亡中与背后的权力达成了某种共谋和情绪合理闭环。
张雪峰的口无遮拦和坚定的粗鄙，抛出了文科无用论。人们疯狂拥护他，因为他承认人只是工具，而最终他作为工具的消亡，真正的悲伤。

无论是张雪峰还是吴尊友，他们都精准的捕捉和满足了大众的焦虑，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缺失的渴求。
只是互联网上的许多哀伤却不指向任何结构性的反思和改变，倒想是一种精神斯德哥尔摩式的抚慰。表演者奉献了可怜，公众奉献了伤感、权力再次得到服从。张和吴是两种情绪的祭品，只是他们都甘愿作为工具祭祀自己，却是为了什么呢？

和同事聊天，作为欧洲人不太理解伊朗人在巨大炸弹在自己眼前落下，滚滚浓烟时，他们弹吉他，跳舞和狂笑。难道他们不害怕吗？
我跟同事说我在4年前的上海封控时如果有外部的力量炸暴力组织，我也会狂欢。世界终于裂开一道缝，祸国殃民的魔鬼们在我眼前下地狱，那种压抑已久的痛苦没有办法克制，哪怕后面不是坦途，哪怕只是暂时的。
不是因为喜欢破坏，而是因为当人觉得自己被系统碾压到完全无力时，看到那个系统出现裂缝和崩溃，不可抑制的会产生一种非常原始的正义快感。
但如果我没经历过上海，也许我会想很多，对旧秩序破坏的爆裂击溃心存担忧，对新秩序是否会更好存有疑虑。这一刻顾不得多想，而是眼前的魔鬼终于在被摧毁，即便将来坎坷，但今天的魔鬼先死一死。

作为被压制2个多月（其实不止2多个月，是方方面面，只是烈度不及伊朗）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伊朗人。长期无处可逃的极权恐惧比短暂但具体的危险更让人难以承受。

看一本书，讲中世纪西班牙犹太人（Sephardic Jews）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种职业，其中一个职业：犹太女人在基督徒葬礼上充当哭丧和吟诵圣歌的人。这个职业还有自己的名称：Endechaderas（哀歌）。她们能够即兴创作词句，将死者的生平事迹编入歌词。（这个职业还蛮让我吃惊的）。
这些犹太女性保留下来的哀歌传统，后来演变成了 Ladino（拉提诺语/犹太西班牙语）民谣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后，这些关于死亡、流散和哀伤的曲调依然在地中海沿岸，奥斯曼和巴尔干地区回响了数百年。歌谣成为他们唯一可以随身带走的东西。

我想起那些后来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说唱女歌手，她们的烟嗓是不是也带着遥远的哀歌一直唱到了奥斯曼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