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一个大学里的跨学科social & culture研究中心关于AI的讲座，题目是Behind the magic of AI - The Mirage of Total Automation and its Hidden Workers，然后刷了下象，看到一个关于某期讲解AI技术(DeepSeek)播客的笔记，播客题目查了下是“逐篇讲解DeepSeek、Kimi、MiniMax注意力机制新论文——“硬件上的暴力美学””。两者对比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关于AI的(本该是最cutting edge的)技术讨论中经常让我感觉到的那种神奇的obsolete究竟是什么——他们讲的内容在tech上是最前沿的，但他们在理解更大的(超出狭隘的tech product边界本身的)system/生产方式如何被建构和运作上是outdated的。

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tech领域的人更相信AI是“智能/intelligence”、像人，而社会/人文学科的却在强调相反(毕竟后者擅长的就是制造和解构ideology，揍)。

以下记录一下讲座上听到的一些之前没有太见到过的关于AI生产和运作的perspectives以及和我之前知识擦出的新火花：

1. AI作为产品不是单纯的一个model product，也同时是一个data product。无论是准备training dataset还是检验模型的输出正确性、校正bias、维持“正常”运作都是data labour；甚至在当下，更多的data labour不是大众以为的准备training dataset，而是更靠后的verifying/refining/alignment任务。AI业界和公司总在强调“不是纯堆数据”是掩盖AI产业的(human) labour-intensive性质的narrative的一环。正如AlphaGO总被描述为AI战胜人类的重大里程碑，但实质是tech+很多很多人类群体战胜了一个人类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过于)简单粗暴地说，AI能“像人”恰恰是因为它不tech的那部分就是大量人类的data labour组成的。(挺讽刺的是AI这个对human data labour refining但宣称仅仅是high tech伟大成就的手法又转头被DeepSeek拿来对OpenAI进行refining但宣称只是自己的成就<-至少是模糊其辞试图misleading)

2. AI产业(以及其它类似高科技产业)中labour的定义和形式(multiform, everywhere, visible or invisible)已经超出了大众对劳动/上班的传统理解。当下的digital labour超越了传统的“产品/product”边界。过去无法想像的劳动形式已经成为了普遍现状，比如为尚未存在的产品劳动(e.g. Uber司机的驾驶data被Uber用来训练自己的无人驾驶产品或者贩卖给无人驾驶汽车公司)、为已经被贩卖掉的产品继续劳动(e.g. ChatGPT用户在对话中提供的语言data和在对话后的“打分”或者“帮助我们改进”被用来继续训练AI模型)。而AI公司和资本利用了这一点让人们做free或者nearly free/underpaid的data labour (以及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要说这就是千百年来女性domestic labour的某种延续嘛：零碎、隐蔽、不被承认)。而且它们非常擅长把这些data labour包装为gamification甚至entertainment，比如各种“证明自己不是robot”的图片识别、拼图验证。讲座中提到的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ChatGPT从一开始严重的bias甚至inappropriate language问题到几年后看起来甚至比很多人都要“客观/温柔/耐心”，不是仅仅靠技术工程师/科学家的改进，而是海量用户在和ChatGPT的交互中通过feedback在collectively“教”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用户实质上在使用产品的同时免费给它做quality control的labour。但是这部分labour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和credit/recognition。AI公司对这种labour的downplay乃至denial显然是有意的。(还有一种labour我认为是“读者”labour，即AI创作需要人类“读者”付出劳动去make meaning，这也是被AI产业和公司试图偷窃的credit。这一点我几天前写过一条 https://bgme.me/@phyllisluna/114096521366030547 ，这里不展开)

3. 平台/platform对于AI产业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数字平台不仅仅是扮演传统商业的“中间人/middleman”角色，它本身是marketplace和firm/公司的hybrid/混合体：marketplace提供了digital labour的交易场所和digital work的分配和验货场所，而hierarchical的公司结构能下达清晰的commands。大型平台同时既是靠AI来function的(各种AI和算法驱动)，又是生产AI产品的公司(得到的data被用于继续训练AI)，比如Amazon和Uber。AI用纯synthetic data(即AI自己生产的数据)继续loop训练(至少目前)只能产生crap，但在平台上它能持续不断地“吸(新的、人类的、免费的)血”。

4. AI确实可以并正在被用来创造“平等/equality”，但这并不是AI自带的属性。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研究揭露了另一个大众的错觉：在AI的usage & deploy phase(即使用阶段)，它确实在某些应用情境中可以推进平等(e.g. 对于知识的access、让一些services比如心理咨询变得affordable)，但往往只是给已经存在的推进平等手段accelerate/加速(e.g. 知识共享、聊天/心理咨询作为照护)，而不是它“发明”了新的approach——需要警惕AI产业的narrative如何偷走这些preexisting approaches(和人们)的credits。并且这不能“抵消”掉AI在制造过程中的对inequality/不平等的加剧问题。以及我想再step back一下：AI被用来作为solution的许多问题是否只能靠AI或者科技来解决？比如心理咨询的affordability问题该靠提供(看似廉价但隐形代价高昂并且会继续制造新问题的)AI咨询，还是更radical地重新思考/建立人和人之间的照护网络、反抗制造了大量心理问题的社会结构？Not Just Bikes之前做了一期长视频分析无人驾驶是否真的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spoiler alert：不能)，我认为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 https://bgme.me/@phyllisluna/114009089820954252

High tech往往把自己包装成radical、innovative的，但内核经常是conservative、extractive的。AI也不例外。

#并非如此 #ArtificialUnintelligence

说到想象力(&对想象力的压制)，想到前不久读的一篇有关基于共识/consensus的民主的文章，谈论居住在南非沙漠的一个部族Ju/’hoansi是如何不使用现代人默认对“民主”全部想象的代议制/选举制、投票表决去处理各种部族内和部族间大小事务的。其中有很多“颠覆(僵化)想象”的内容，比如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乌托邦式，经常被作为“不切实际”的反面例子批判的)“让所有人都高兴”的perfect方案，而是“让所有人都能接受(can live with)”的imperfect方案，后者比前者容易太多，又比投票民主的暴力尊重每个个体太多(很多人都指出了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其实是一种对“少数”的暴力和羞辱)。他们也并没没有组织者/leadership的全然一盘散沙(另一种对“直接民主”的刻板想象)，但组织者/leadership是临时/流动的，并且不能左右/强加决定，只是负责维护和推进讨论的进行。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意见/views”的认知。当一个opinion/idea被公开提出后，它就不再是专属于某个人/individual的，而是进入一个更广大的属于整个群体的knowledge池子——这个认知非常关键，因为“所有权”的消失同时意味着提出它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为它而战”，以“输赢”为目的的辩论/debate直接消失了。这是何等的政治想象力！它也让我联想起大卫·格雷伯和阿斯特拉·泰勒一次对谈里提到的现代人固守“人必然是自私的”观念是一种多么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更大规模并非更难，很多人认为民主决策在更大规模层面更难是因为预设了人不会变化，以为人只是特定利益的诉求、人只是固定的利益团体，参与过民主决策的人会发现人们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且，其实改变自己的想法是一种享受，会感觉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必像自己之前那些想“或”我怎么没那样想呢“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你做这些民主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种的“政治幸福感”。对于没有参与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会以为会是噩梦。”

而在Ju/’hoansi部族里，基于共识的政治同时意味着这种共识让每个参与的人都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基于暴力的“少数服从多数”虽然看似“有效率”但在这方面效果奇差+隐患奇多。

Ju/’hoansi的共同决策方式当然不是民主的唯一正确形式，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但它拓宽了我们对“民主”的潜在可能形式(复数)的想象。比如上面提到的对谈里还聊到了另一种可能的形式：

“希腊的投票率在不断下降，“占领雅典”的时候有一个提议，就是所有注册了可以投票但没有去投票给任何人的人，会默认为是对这种代表制系统的不承认，所以那个比例的席位，会通过抽签选代表。”

(政治)想象力最重要之处就在于这种灵活多样同时又(惊人地)“脚踏实地”/practical。大卫·格雷伯在“反向的革命”里对想象力的讨论谈到“想象/imagine”作为“不真实”的同义词是非常晚近的事。在更早期，和“想象力”关连的是人的心灵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认知/理解(以及互动)：

“来自物质世界的知觉必须经过想象，在这个过程中被注入情绪，与各种幻象混合，然后理性的心灵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意图和欲望则以相反的方向进行。[...] 重要的是，它绝不是静态的和自由悬浮的，而是完全处于旨在对物质世界产生真正影响的行动计划之中，因此，它总在变化和适应。无论你是在制作一把刀、一件珠宝，或者试图不让一个人伤害到朋友的感情，这都是成立的。”

反过来，暴力是缺乏想象力并且试图压制想象力的。比如大卫·格雷伯在“民主并非源于西方，是来自“中间地带””里提到的古罗马皇帝/贵族通过把平民的“民主实践”唯一机会限制在斗兽场上，让人们对“民主”的仅有想象变成了野蛮混乱血腥。又比如资本主义对非商品/市场经济的暴力压制让人们对生活解决方案的想象仅限于“外包/outsource”和“机器化”。又比如极权暴力掐死了一切民主实践的机会，让人们对于“解决乱象”的唯一想象只剩下“让上面来管管”。

Aeon | The Ju/’hoansi protocol
https://aeon.co/essays/what-the-ju-hoansi-can-tell-us-about-group-decision-making

民主可能还不存在：大卫·格雷伯和阿斯特拉·泰勒对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U4OTcwMQ==&mid=2247484325&idx=1&sn=71e9d7257fbb625f6415317b3a013056

大卫·格雷伯：反向的革命
https://mp.weixin.qq.com/s/IzpahlFE0RmmhLGcKzXLUA

大卫·格雷伯：民主并非源于西方，是来自“中间地带”
(译文分为上下两篇)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6239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68365

#并非如此

继续清我在aeon的reading list，继几天前的AI相关后又读到一篇去回溯探讨AI中的“I(ntelligence)/智能”倒底是什么的，也写得很棒，而且跟之前提到那篇又产生了一些共振。

这篇文章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提出“Intelligence/智能”这个看似客观/objective的概念本身是以人类为参照系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普遍认为和“智能”相关的语言能力、制造工具能力、协作能力等等都只是人类在生存进化史上对我们最有用的技能——人的大脑远比ta的其它身体部分承担更多的功能(甚至可以说大脑compensate了许多身体上进化得不怎么样的问题)，但许多其它生物的生存繁衍进化不是那么依赖大脑的：
“Intelligence is not a single empirical, positivist quality that exists in nature – it’s a way we identify co-occurring traits that, in our species, are likely to mean ‘success’. Intelligence is real, because it’s real to us.”

文章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去解释intelligence这个概念的基于人而生：它就像彩虹。彩虹是一个确凿的公认概念，但不是一个物质存在——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观察所见。并且这个观察所见不但和人的物理身体相关(眼睛对可见光的接收处理能力)，还和文化相关(对颜色的定义差异和区分)。最为fascinating的一点是它不能独立于观察者存在。这或许也是intelligence最fascinating但又最被misunderstand为某种natural property的地方。章鱼、猫、老鼠、蜜蜂、蚂蚁等等生物的“intelligence”与其说是我们“发现/discover”的，不如说是人类作为观察者“创造”出来的 (我觉得“AI写诗”被misunderstand的也是在此：真正有趣的事情不是发生在“随机鹦鹉”的AI那头，而是人类读者的active reading这边)。

在这个意义上，更可以说现在的AI确实就是一种“模仿(人类)游戏” (正如之前那篇文章指出的)，并且是一种不太有想像力的solution——认为只有像人的behaviour才是更好的。而且也是透过这，我们可以看到bias/偏见的无可避免——何为intelligence本身就是和不同的人的discourses产物(当然也和power dynamic相关)。同时，对于是否就是所谓“真正的intelligence”的关注/恐慌又转移/遮蔽了对具体的AI技术倒底在做什么的审视(e.g. 新型剥削、资本转化、resource intensive/环境破坏)。这篇文章在靠后的部分谈及的人类为什么会有对于在非人类生物/非生物上表现出来“智能”的“移情”(i.e. 因为表现出了“智能”的某个部分比如遣词造句，就想像它也可能具有“智能”的人类的其它部分比如情感、抽象、欲望。许多科幻小说/影视对机器人的想像都建立在这种“移情”上)、对非人类生物/非生物是否可以有“智能”的纠结(总是在一个“被surprise于是认为那是智能->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智能”的循环中)，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跳脱这个思维局限的契机。

以及文章提到的“AI effect”——人们认为‘Intelligence is whatever machines haven’t done yet’，因此机器可以做到的事情被认为不属于intelligence，我认为也是随着AI技术的发展，更多人类做的事情也随之被undervalue (then underpay)的源头之一，哪怕这个“可以做到”只是最表面上的相似。

aeon | What is intelligent life?
aeon.co/essays/why-intelligence-exists-only-in-the-eye-of-the-beholder
(题图巨大昆虫警告)

关于之前那篇AI的笔记：
https://bgme.me/@phyllisluna/112972829738698528

#并非如此 #ArtificialUnintelligence

在aeon上又读到了一篇精彩的关于AI的文章！和去年读到那篇惊为天人的“To understand AI sentience, first understand it in animals”形成了一个奇妙的互补(尽管稍微不及那篇的奇思妙想)。去年那篇直接戳破了图灵测试和类似的bahaviour-based测试无法试探擅长“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的AI是否真的有intelligence或sentience。而今年这篇则是从回顾历史追溯为何“图灵测试”会成为无论是专业还是大众心目中测试AI的holy grail开始，去谈为什么AI科技会成为今天的样子。

文章非常敏锐地找到了图灵“模仿游戏”(所谓图灵测试在图灵本人论文里的名字)的前世：启蒙时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和霍布斯的“一切皆是计算”的结合之下，人被reduce为思想/thinking，而思想进一步reduce为计算/computation。“模仿游戏”则是对“何为成功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进行的又一次reduce：可以骗过真人。而后的AI尽管技术上先后经历了“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 (rule-based symbolic AI)和大数据模型/LLM，但核心方向上始终一致：使用计算去模仿/欺骗。文章用一个绝妙的简洁比喻解释了LLM的内核是什么：如果以图灵测试作为期末考试题，基于LLM的AI开发思路就是那个学不会但想考过于是去抄袭作弊的学生。而新一代基于LLM的generative AI与过去AI不同的是它将“imitation game”带到了新的层次：不仅可以imitate decision making，还可以imitate data本身。在ChatGPT被大量使用后，人们发现它会自己偷偷胡编乱造，但打开黑盒子看到它的“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本质(这个比喻太妙了哈哈哈哈)——“randomised – or stochastic – query-dependent and selective reproductions of training data”，就不难发现“hallucinations are features, not bugs”。

这篇文章靠近结尾的部分和许多批判AI的文章角度都不太一样。除了指出基于LLM的AI本质上是“将过去投射到未来”、因此注定要以吸血鬼的方式生存(通过不断输入新的human-produced training data来“永葆青春”)，文章还分析了为什么这种基于“模仿游戏”而非真正intelligence的东西不但能风靡世界还能够得到大量的投资和关注：这和资本主义的capital概念密不可分。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会进入追逐presentation (e.g. 包装，广告，讲故事)而忽视content的趋势(因为在presentation上花钱提升能带来更高的profit)，“the imitation paradigm embedded within AI is *adequate for capital*”，基于模仿的AI是和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契合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硅谷和各大科技巨头会一窝蜂地涌上去哪怕明知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智能”也不可能通向真正的“智能”。

aeon | Mere imitation
https://aeon.co/essays/is-ai-our-salvation-our-undoing-or-just-more-of-the-same

关于去年的那篇的笔记：
https://bgme.me/@phyllisluna/110158622617157442

#并非如此 #ArtificialUnintelligence

David Wengrow | 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
https://aeon.co/essays/an-archeological-revolution-transforms-our-image-of-human-freedoms
(方括号里是一些原文对照和注释，有些词句很难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全部意思or中文语序很难表达清晰，又或者有的专有名词还没有标准译法，有的涉及到相对专业的知识。文章中的文献引用链接在翻译里省略了，请参照原文。)

超越王国与帝国

I

当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公元伊始，世界上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仅仅四个帝国里（我们都听说过罗马和汉朝，或许很少人知道帕提亚/安息[Parthians：位于中东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一带]和贵霜[Kushans：位于中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想一想吧，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人类从生到死都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新颖。但对于那些赞同小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论断、认为历史应当不止于“一桩事件跟着另一桩的事件”简单叠加的人们来说，它们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对于今天的有些学者而言，这个说法证明了帝国是人类组织生活的直观且自然的结构形态，甚至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s]——一经发现，我们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复着它。他们说，即便假设过去时代的帝国之民“可以”出逃，那样做也是不明智的，而且反正大部分人都会更乐意选择待在帝国牢笼里的生活，而不是帝国以外的什么地方，比如山野沼泽、森林丘陵、或是广袤草原。这种思维由来已久，或许也部份因此而甚少被质疑。

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从古代作者如塔西陀[Tacitus：古罗马时代人，著有《历史/*Historiae*》和《编年史/*Annales*》]那里得到灵感，将（“衰亡”前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囊括了“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人类最文明的部分”，周围则环绕着一群蛮族，其自由不过是他们原始落后生活方式的附带产物。吉本笔下的蛮人是一个直脑筋的无所事事者：确实自由，但只住在分散的小屋里，穿着兽皮，或是跟着他的“可怕的畜群”。“他们的贫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吉本如此描写古代日耳曼人。

正是从这样的资料中，我们不单得出了我们那“帝国是文明的使女”的概念，还有今人对在帝国之前时间和之外空间的生活的想像：小规模、混乱、大部分都没什么生产效率——简而言之，“部落式”这个词目前所暗喻的一切。部落之于帝国（以及它们在学术界的摇旗呐喊者）基本上就是吉本那个时代的儿童之于成人——偶尔是可爱有趣的造物，但总体上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其命运注定要被管教[disciplined]、被用于正途、被治理[governed]，至少是在他们终于可以用类似方式治理自己之前。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被禁锢、被惩罚、如有必要的话被从历史的书页上清除出去。

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和帝国本身一样古老。在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之前的古埃及和叙利亚统治者的外交书信中，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被叫做ʿApiru的群体的破坏行为。研究古代近东的学者曾经把ʿApiru当作是希伯来人的早期代称，但现在认为它是一个统称[umbrella term]，几乎无差别地指代任何叛逃者、异见者、反抗者、难民——总之威胁到了埃及在迦南一带附属国的利益（就类似当今某些现代政客广为人知地用“恐怖分子”这个词作为一种修辞话术[rhetorical effect]）。

而在巴比伦，这些群体在没有被贴上具体部落或族群标签时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散居者”、“疯子们”、或者简单就是“敌人”。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汉朝的使节们以类似的方式书写他们以南的热带沿海地区反叛统治的湿地居民。历史学家现在透过汉人的眼睛将这些广东和福建的古代居住者视为“百越”，据称他们剃发刺青、人牲献祭夷神。我们读到，百越在几百年的抵抗和游击之后屈服了。根据汉武帝的诏令，他们大部分被流放做苦工，土地被分给北方来的殖民定居者，其中包括许多退伍兵。

II

一直以来，帝国总在创造关于它们边境上部落生活的生动的血腥暴力图景[images]，又以一种不同的、大家长的面目将暴力置于它们自己的政治工程核心。在这种方式下，我们让自己相信这些之间有某种深层关联，暴力[violence]与支配[domination]是“文明”[civilisation]的必要基石，或者是罗马衰亡后的欧洲通过坚决打破古代的帝国循环并筑就一条通往自由繁荣的奇径达成了某种无双成就——甚至是超越自然规律的、全球范围内的独一无二。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嵌入了我们对世界的想像[imaginations]，就如附骨之疽难以去除。即使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里经验丰富的学者也可能会基于极不可靠的信源去推广这种言论。

按照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Walter Scheidel的说法，本文开篇引用的人口数字“体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由强大的攫取型精英们拢合起来的庞大帝国结构[far-flung imperial structures held together by powerful extractive elites]——的某种竞争优势”。他在《The Great Leveller》一书(2017年)中告诉我们，这种形态“从数量上看被证明极为成功”。Scheidel继续上溯到最初的“国家的起源”，进一步宣称“三千五百多年前，当国家级政体只占据了地球上或许不超过1%的陆地（南极洲除外）的时候，它们已经拥有了我们这个种群多达半数的人口。”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总会有在等级体系下最如鱼得水的人。正如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著有《论自愿为奴/La servitude volontaire》]在16世纪就已经指出的，“自愿为奴”的由来[source]恐怕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但又是从何而来的统计数据在支撑这些宏大的论断？这些数据可靠吗？如果大胆顺着那些脚注深入探寻，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引用同一个来源：一本出版于1978年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公允地说，Scheidel确实还提供了另一个出处：Joel Cohen的《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1995年)，但这本书里一张估算历史上人口数量的表格中前现代的所有数字又全都是来源于《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或是基于它的后续出版物。

鉴于这一点，今天任何初读《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人都一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一本并不做作的大部头，也是一本在这个主题上已经很陈旧的书。其中包含了易读的世界不同地域人口图表，附带洗炼到有时近乎微言大义程度的短文。书里还有一篇关于“可信度”的附录，这样开头：“历史人口学家所做的假设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无法进行检验[testable]，因此谈论它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没有什么意义[the idea of their being reliable in the statistician’s sens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稍后我将再次回到这个重要之处。

III

首先，谈论由攫取型精英[extractive elites]治理的国家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这最起码会引出一些关于某些特定形态社会的长期优点和可行性、以及其它社会的固有缺陷的疑问。人们认为，只有“胜者”可以去筑造能通往未来的道路。然而这些只是观点，并非统计数字。它们对那些会让人不安的问题一带而过，比如“有多少人受益于生活在帝国结构中？”或者“到底什么是能通往未来的道路？”试问，一位被奇里乞亚海盗[Cilician pirates：泛指地中海海盗]抓住并在古罗马时代提洛岛[Delos：位于希腊]奴隶市场上出售的少女，与另一位在科尔多凡[Kordofan：位于苏丹]南部的努巴山岭中自由生活的少女相比，谈何得到“优势”？提洛岛上每天被交易的奴隶据说有一万人次之多，而在罗马帝国早期奴隶的总数量可能介于六百万到一千万之间。凭什么把这些人算到“胜者”的那一边？

“从数量上”思考并不能真的让我们跳过这些问题，至少不该如此。疑问依旧存在。如果需要靠巨量的暴力、破坏、强徙来维持运转，那么古代帝国究竟在什么方面“成功”了？在今天来看，世界要是再来两千年的“强大的攫取型精英”治理很有可能会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命的毁灭。而许多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简单继续现状，毁灭甚至会在那之前早很多就发生。站在那一刻回望——如果还能有人做到的话——那谁又会看起来是历史的“胜者”？历史会不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败者？会不会“适者”已经找好了出路，比如用某种方法将太阳系其它地方改造得宜居、在火星或者金星上建立酷似帕罗奥图[Palo Alto：位于硅谷中心，毗邻斯坦福大学，生活成本居于美国之首]或者甚至是麻省的殖民地？如果那里有学校（或者至少有TED talks），或许未来的人们会在回望过去后问：我们是否或许从那些已消逝的有着其它生活方式的文化群落[traditions]中学到了什么。假如没有后备星球[Planet B]呢？又或许，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过去”本身已经被自动化了。我们将会有基于算法和数据库的“历史机器”来取代历史学者：更多事实存档在案——这些机器由官僚主义对曾经被亲切称为“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也有人性的意思]”之物发起的终极攻击下的幸存者设计[注：这里可能有点不好理解。bureaucracy迷恋文书档案这些所谓的facts，而且视机械的规则高于一切(当然包括人/人性)，"more facts on file"和"designed by survivors"就是隐晦的嘲讽了噗]。

让我们回到《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的数字上。该书给出了四千六百万罗马臣民和五千万汉朝臣民的估计值。我们暂且认为这个数字没什么问题。照说，再加上同时代的其它帝国的数字，总共就是“当时活着的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引用Scheidel的原话）。但关于古代世界里剩下所有那些强大的攫取型精英鞭长莫及的地方，《地图集》又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些地方真的如此空旷吗？

要保证历史论断的质量，其中一个方法是使用严谨并且最新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将重要的论述建立在1978年的资料上多少有些太落伍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本《地图集》出版时我才六岁）。如此重要的课题肯定是持续研究的对象，不是吗？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学者们对古罗马帝国和古中国人口学的认知或许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毕竟它们被正经研究已经有几十上百年了。然而我们无法说关于世界其它地方的知识没有相应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进步。在我自己所属的考古领域尤为如此。

过去几十年来，一度在地图上被空置、或是作为“一潭没有变化的旧石器时代死水”被忽略（正如我们1978年的《地图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地区[Aboriginal Australia]的评述）的地理区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数据。考古学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得益于定居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和调查[survey：特指考古学上寻找新遗址和搜集区域信息的活动，通常覆盖面积较大，不同于更精细的发掘/excavation]方法的突飞猛进。在过去从没有人怀疑过地方，这些新技术揭示出不止一处延续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完整城市生活群落[traditions of urban life]。它们全都在过去五千年的范围内，但能被确凿可信地认定与官僚等级制王国和帝国兴起相关的少到让人惊讶。

在《地图集》出版后的岁月里，在Middle Niger[位于非洲马里/Mali地区]的内陆三角洲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指向一个繁荣的城市文明的证据，但没有迹象显示存在统治[rulership]或中央集权[central authority]。它主要位于Jenne-jeno[目前是一个UNESCO世界遗址]，比迦纳帝国[Ghana]、马里帝国[Mali]、桑海帝国[Songhai]早几个世纪。中国也在帝国之前有很长的城市[cities]历史，从黄河下游到山西的汾河谷，还有江苏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同样如此的还有秘鲁的沿海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比印加帝国早四千年的巨大定居群落，这些聚居地有着下沉式露天广场[plaza]和大型平台[platform]。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前，位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曾被古希腊的作者们描绘为“野蛮人的草原”、彪悍游牧者的地盘——考古工作产出了关于一个在希罗多德之前三千多年的失落的城市文化群落的详细证据，包括不同的遗址，比如Nebelivka。

正如大卫·格雷柏[David Graeber]和我在《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2021年)一书中的观察，我们对这样的地域及其深厚历史的了解认知在近几十年里指数型增长着。那么，为什么要如此仓惶地退缩回1978年的知识水平、错过所有这些新信息？接下来我们将更清楚了解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以及事情会不靠谱到什么程度。然而首先，关于可信度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实际上，《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作者Colin McEvedy和Richard Jones对于他们数据的质量坦率到近乎可爱：“我们不会试图掩盖自己对更早时代基于假设的处理方式……我们没有凭空捏造数字。呃，没有经常这么干[we haven’t just pulled the figures out of the sky. Well, not often]。”他们自己对于其中一些数字的暂时性和假设性的承认态度很有意思——鉴于Scheidel可不是唯一将极为宏大的论断建立在这个过时的孤证上的人。

IV

去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Timothy Guinnane决定对《地图集》吹哨。

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剑桥大学经济史协会旗下的刊物，创刊于1941年，是经济史领域中的顶尖刊物之一]上的文章中，Guinnane评估了《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他称它“不可靠”——比一本充斥着僵尸统计数据的百科全书好不了多少。Guinnane指出《地图集》犯的大错在于有时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支撑就甩出一个人口数量估算，或者完全没有写明某个特定资料如何被转化为可用的统计数字。他建议历史学家们应当停止使用它，因为基于《地图集》的全球史论述只会像一块典型放久了的瑞士奶酪[Swiss cheese：上面很多洞的一种奶酪]：大部分地方空缺，而有东西的地方则不准。他提到，该书的作者们对于自己著作里的欠缺之处和人口图表的猜测属性经常比还在使用他们数据的那些学者们更诚恳。

在最近的一个Long Now Foundation访谈中，Guinnane解释了他是如何在看到一个又一个学者“引用这种类型的数据”后有了写那篇文章的念头。他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对我们关于世界历史、包括人类使用土地的长期历史和环境变化的认知理解有着重大影响的统计数据，于是顺理成章想知道这些人口数字从何而来；就好像我们会问：怎么能凭空就说在公元伊始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为什么会那样想？用Guinnane自己的话说，探寻的结果令他“惊呆了”——他的调查经历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于是，他的期刊论文标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过去两千年内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更何况是过去五千年）。

在不久的将来，有智慧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迷惑不解：为何像《地图集》这样让人叹气的资料在出版了半个世纪后变成了一个没救的人口学研究的唯一根据。为何我们基于如此不坚实的基础就将一些想法灌输进了自己的脑袋，比如生活在统治者对臣民们任意施行权力的社会里是再自然不过了[there is something natural about living in societies where rulers exercise arbitrary authority over subjects]？或者是异见者很可能要面临酷刑、囚禁、流放甚至死亡的社会，又或者是除此以外仅有的选项就是类似吉本笔下古日耳曼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同时贫穷、无知、全方位的匮乏。

Guinnane点名了还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着《地图集》的著名经济史学者们。但正如他所正确强调的，指责不应该停留在学者个体身上。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只要有名望的学术书籍和期刊出版社还继续接受基于这种资料的稿件，我们就不会看到多少进步：“估算数字的质量不会有所改善，除非我们对于好数据的关切达到了停止盲目使用旧数据的程度。”我认为，考古学在此举足轻重。

V

让我们以亚马逊雨林为例。它覆盖了超过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被欧洲人征服前的历史上没有过帝国。《地图集》将它定性为又一潭人口死水，零星分布着非定居的采集者，其生活方式（按照作者们的揣测）完全无法支撑密集人口。在今天看来还是如此吗？

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使用机载激光系统[airborne lasers]去窥探到森林的树冠之下，考古学家们忙碌地彻底改写着这个画面。曾拒绝地面调查[terrestrial survey]的热带地貌正吐露出自己的秘密。在过去地图的空白之处，我们现在能看到高度开垦过的地貌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道路网、露台、仪式性建筑、经过规划的住宅区、以达到几何精度形状分布的区域聚落系统[regional settlement systems ordered into patterns of geometrical precision]，都能在亚马逊地区的各处找到，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远至安第斯山脉的东麓。在亚马逊地区的某些部分，森林本身被发现是过去人类与土地互动的产物。随着时间，这种互动产生了被称为terra preta de índio（“印第安人的黑色土壤”）的肥沃的“人为[anthropogenic]”土壤，其丰饶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热带泥土。科学家现在相信整个亚马逊地区还有一万到两万个大型遗址待发现。类似的惊人发现也在东南亚出现了，以及我们可以合理预期非洲大陆的森林覆盖地区也是如此。

当然，同样的手段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对热带那些确实见证过大王国乃至帝国兴衰地区的认知图景。考古学家目前相信，在公元500年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尤卡坦半岛[Yucatán：位于墨西哥东部]低地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与之相比，《地图集》对同时代的整个墨西哥只给出了两百万人口的总数，其中还包括墨西哥高原[Altiplano]的原住民城市（我们现在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并非以帝国甚至王国的形式组织，而是高度自治共和[fiercely autonomous republics]，比西班牙人入侵还要早很久）。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集》这样作品的鼓励下把古代历史想像为王国和帝国的棋盘。但这也是非常误导的。在玛雅低地和东南亚的古代政体们有着不严密[porous：也有可渗漏的意思]的边界，持续变化，并且可以有争议。权威从中央向外随着距离衰减。战争与进贡大部分是季节性的事务，之后强权就退缩回首都的城墙内。正如考古学家Monica Smith所指出，只有最天真的历史学家会以为帝国纪念碑上篆刻的壮语豪言是在地面上发生的政治现实的如实写照。古代统治者们当然乐于将自己展现为“四方之王”，“已知世界之主”，诸如此类。然而当今随便哪个小独裁者或政治寡头所享受的那种监控力，也是超乎任何古代世界帝王想像的。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正见证着一场对古代人口认知的革命。无视它，在当下就是沉溺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学术恶作剧[intellectural prank]，让对原住民人口的种族灭绝——过去五百年里全球性对自由的背叛[planetary revolt against freedom]的直接后果——被自然化[naturalised]为从来无人存在。我们也不能自以为要理解我们现代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只有那些关于帝国的才是值得讲述的“大”故事。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并非仅由古罗马的提比略[Tiberius：古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或者汉武帝那样的人创造。直到非常晚的最近，在我们星球上的大量地方存在着人类自由的空间。上百万的人们生活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没有把名字刻在石头上，但我们知道，曾有很多人过着可以期待比仅仅维持生存或是重复着别人的“国家起源”说辞更多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人们可以离开，可以不服从，可以去尝试实验另外的过生活的方式[other notions of *how* to live]，甚至是去创造新形态的社会现实。

有些时候，不自由的人也做到了这些，然而要面对更多的艰难险阻。回到那时，有多少人比起非帝国的自由更倾向于帝国的控制？有多少人被给予了选择权？我们今天又有多少选择？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现在还没有。而在将来，仅凭僵尸统计数据已无法阻止我们去提出这些问题。在地下埋藏着被遗忘的关于人类政治与价值的历史。地球的土层[soil mantle]，包括泥土本身，并不仅仅是我们种群的维生系统，还是一份刑侦法医档案[forensic archive]，包含了可以挑战关于不平等的起源、私有制、父权制、战争、城市生活、国家的过时叙述的宝贵证据——那些叙述直接产自帝国的经验，由那些可能会带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败者的未来的“胜者”书写。

以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过去并不是在寻找乌托邦，而是让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各种真正可能性。没有了陈旧的理论假设和对过时数据的教条式解读，我们能否以全新的目光去看像“文明[civilisation]”这样词汇的确切含义？我们这个种群已经存在了大约三十万年。今天，我们站在断崖上，面前是一个被环境崩溃、民主遭受侵蚀、战争破坏力空前所定义的未来：一个新的帝国的时代，可能是一连串这种时代的最后一个，而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这种时代或许只代表了人类经验中非常少的部分。

对于那些寻求改变的人，这种对人类自由范畴的不确定[uncertainty about the scope of human freedoms]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解放的源泉，为其它的未来开辟了道路。

#并非如此

趁着结绳志3周年整理的书单补了一下几篇之前没读过的大卫·格雷伯。这篇他和阿斯特拉·泰勒聊民主(和债对民主的摧毁)的对谈好有趣！他们的视角超越了对民主的狭义理解(e.g.民主制度、选举制)，放在了更灵活(并且本质)的民主实践上。很多话打开了我对民主想象的新窗口，摘录几条：

T: “我们讲”民主“，大多数时候都在讲“说的政治”，发声，表达，强调说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在美国。但是缺少重视的是对等的听的义务、听的责任，好像“听”就很弱、很被动、很女性。成功的人、有权力的人都是在说的。我做那部片子不是让自己表达什么，而是让自己去听其它的人，去充满好奇地一起探究这个问题。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共同思考的事业（Democracy is this enterprise of thinking together）。[…] 民主充满了矛盾让人心烦。不是贫富的那种矛盾，我可以想象一个工人和老板的不再斗争较量的民主社会、一个贫富差距很小的民主社会，但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不再需要权衡自由和平等、强制和选择、当下和未来、本地和全球、专业和大众、包容和排斥的民主社会。在民主中生活就是无休止地在这些哲学性的斗争中、在矛盾的困境中生活。”

G: “更大规模并非更难，很多人认为民主决策在更大规模层面更难是因为预设了人不会变化，以为人只是特定利益的诉求、人只是固定的利益团体，参与过民主决策的人会发现人们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且，其实改变自己的想法是一种享受，会感觉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必像自己之前那些想“或”我怎么没那样想呢“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你做这些民主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种的“政治幸福感”。对于没有参与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会以为会是噩梦。”

G: “比如在马达加斯加共同决策是一种日常，是你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以至于都没有指代这件事的一个名词。这些马达加斯人算不算“有”民主呢？民主不是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的事情，而是哪些人”做“哪些人”不做“的事情。我从马达加斯加回到美国之后，有些小团体在试图搞共同决策，过程什么的都得花很大精力详细说明，我才意识到，美国人根本不懂怎么做民主。你上一次跟几个人一起决定一个组织或领导结构是什么时候？一起叫个外卖？一起商量去看哪部电影？你可能会这样一起商量。但是除了决定消费什么之外，你可能从来就没有过共同决策。”

T: “债务是限制你的未来的，是压榨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资本主义里，财富继承是一种来自过去的权力，贵族、世袭 资本主义把很多基本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医疗的权利，变成商品，教育变成了一种要求回报率的投资，房贷车贷让你 这些东西限制你参与民主的能力，因为你恐惧。”
G: “债务把人变成吸血鬼，你不拼命吸血就活不下去，你根本没有资本，但会像一个资本家一样思考，你会不断计算或算计、不断想办法把任何东西变现、只能从钱的角度看待一切。你原本不这样做也活得好好的，但是现在不这样做变成了一种奢侈，你只要想活着就只能这样。但是你即使像一个资本家一样思考，即使成功地吸了很多很多血，也只是活着，也成不了资本家。”

G: "希腊的投票率在不断下降，“占领雅典”的时候有一个提议，就是所有注册了可以投票但没有去投票给任何人的人，会默认为是对这种代表制系统的不承认，所以那个比例的席位，会通过抽签选代表。"

民主可能还不存在：大卫·格雷伯和阿斯特拉·泰勒对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U4OTcwMQ==&mid=2247484325&idx=1&sn=71e9d7257fbb625f6415317b3a013056

结绳志 | 公共人类学
https://tyingknots.substack.com/p/issue-32
(后面讨论法国暴力抗议的文集之前读过，也挺有意思的)

#并非如此

丽塔·费尔斯基这篇谈论人对艺术作品attachment(依恋)的文章写得太赞了！值得所有分析批判同人文化/耽美写作阅读乃至粉丝行为等等的人阅读并对自己的分析批判心存警醒。

她指出了那些学术性批判试图将自己放在一个detached的位置上去观察“他者”并且将受众的反应简单归因为一个或数个孤立的因素，但依恋的背后是复杂缠绕的关系性和情感行为。我觉得这也是以前见过许多次对耽美/同人文化的学术分析引起了backlash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一些“圈内人”学者也常常试图踹开自己的强烈情感去比外部人士更“正确”地“理性分析”)。

摘一点我觉得她写得特别好的：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人们积极寻求审美体验。他们打开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或者驻足欣赏一幅画，是期望能从中得到某些东西：安慰、自我理解、愉悦的震颤或对世界或自我深层的洞察。但这些期待常常被批判的元语言（the metalanguages of criticism）淹没和取代。朱莉·詹森（Joli Jensen）精辟地指出：“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功能障碍、阶级地位、心理需求或社会经济地位，实质上是在将他人降格为外部资源游戏中的无趣棋子，并把自己美化为游戏之外的观察者和解说者。”不论批判者的态度是贬损还是肯定，他们都必然要仔细阅读小说、电影和绘画，并给予细节应有的关注。但是，人们对这些文本的非专业反应却往往在被充分理解之前就被提前解读和阐释了。这些反应不仅比批判者愿意承认的更加多元，也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远离他们自己的实践。”

“同时，依恋不仅仅是情感的问题。重点不是从客观转向主观，而是从二分法的语言（如艺术与社会、文本与语境）转向关系语言。依恋不仅在心理上存在，也涉及到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互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各种类型的关系。[...] 我们对艺术作品的依恋并不是由背后的单一全能因素所引发的，而是由不同的元素以通常难以确定的方式集结在一起的结果，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分布式能动性”（distributed agency）的概念。分析涉及到不同学科（音乐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的关联性，结果却发现它们死死纠缠在一起。”

丽塔·费尔斯基 | 入迷：论依恋
https://mp.weixin.qq.com/s/5xFDMq-BgquWv_ItVujJ2g

#并非如此

在和象友聊“标准语言”的过程中跳出来的“专家编撰词典的时候是否会想着霸凌”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和原本的话题离得比较远，这里另开一条。

虽然不是直接回应这个具体问题，兰登·温纳在40多年前的文章《技术物有政治性吗》中有深入的拆解和分析 (比我自认能做到的深入太多)。他让我们注意一种“叠加效应”：

“事实上，许多具有政治影响的重要技术实例完全超越了“有意”和“无意”的简单范畴。在这些例子中，技术发展进程完全偏向某个特定的方向，以至于它经常产生被某些社会利益视为美妙突破而被其他人视为毁灭性挫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说“某人故意伤害他人”既不正确也不明智。相反，我们必须说，技术层面已经提前很长时间被叠加起来，以有利于某些社会利益，而且某些人注定会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好处。[…] 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番茄收割机的开发背后有什么阴谋。威廉·弗里德兰（William Friedland）和艾米·巴顿（Amy Barton）是这一争议的两位研究者，他们明确表示，机器和硬番茄的最初开发者都没有促进番茄产业集中化的意图。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进程，其中，科学知识、技术发明和企业利润在深深植根的模式中相互加强，这些模式带有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明显印记。多年以来，美国资助学院和大学进行农业研究和开发，这种资助往往偏向支持大型农业企业的利益。面对如此微妙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像番茄收割机这样的创新反对者被贴上了“反技术”或“反进步”的标签。收割机不仅是奖励某些人、同时惩罚其他人的社会秩序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这种秩序的具体体现。”

除了直接发生接触的人，我们还需要看到他们身后深沉而巨大、积累了许多年乃至世代的影子。

兰登·温纳：技术物有政治性吗
https://mp.weixin.qq.com/s/Cpa86ZQzGExlVfxI8oJxzQ

#并非如此

学习艺术史和古希腊罗马考古给我最大的影响之一或许是对(作为narrative的)“写实”的警惕和祛魅。Richard T. Neer在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Style in Greek Sculpture的前言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While Classical anatomy is often taken as a triumph of realism, in fact the situation is more complex. New modes of realism bring with them new modes of infelicity. Classical sculptors routinely distort the body, twisting limbs into impossible positions, wrenching joints out of sockets, or altering proportions for dramatic effect.”

简而言之，新的“写实”技法带来新的扭曲/失真/缺失。古希腊High Classical如此，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和现代的摄影也都是如此。新的“写实”总是at the expense of something，然而观者不一定注意到了这个something (或者它在主流narrative中被有意掩盖掉了)。

(突出强调叙述者本身存在perspective其实也就是过去不到一百年、在学校里这种paradigm shift也就是不到几十年的事)

#并非如此

早见的那篇作为摄影圈 metoo 运动接力的《艺术家的妻子：“宫缩剧痛时，他架了四五个机位在拍我”》有一段朱凤娟的自述让我很在意：“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不要再来拍我啦，什么什么。但可能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他再看到以前的照片，会说啊，这是我二十年前的样子，他们也会很感动。”

我无法分辨其中有多少是她对自己的说服(无贬义)、有多少是整个社会对于“图像真实”和“记录”的迷恋。熟悉摄影和历史rhetorics的对此或许有一种接近直觉的警惕：画面和叙述永远是perspective的，而非“客观”的descriptive(或者“真实”)。但观者执着地说服自己那就是真实(包括被摄影者，我们必须理解后来看到照片时的ta和被拍摄时的ta之间是有区别甚至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种信仰支持了摄影者的sadism和violence并成为其同谋——“因为这是得到/保留‘真实’(有时还有‘艺术’)的唯一方法”。

但这并不是真的。对此我总是想起JJ Levine和他的摄影系列(尤其是Queer Portraits)。作为一个trans摄影师，以及带着“反正都不是所谓客观的'真实‘”的狡黠，他选择和被摄影者(常常是queer朋友/家人)成为共谋，“制造”/craft观者以为“真实”随意的画面/candid photo。而另一方面，被摄影者的主动参与staging和跟摄影者讨论允许呈现什么、如何呈现，让ta能在照片中voicing (反过来，许多看似先锋/艺术的人物摄影是摄影师用自己的声音sliencing了被拍摄者)。这让最终照片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非常真实的“真实”——并非“图像真实”，或者说是舍弃了所谓“图像真实”才能存在的“真实”。

另一个让我在这种时刻常常想起的是“点翠”。我认为主动选择用点绸或是寻找其它方式代替点翠、主动放弃那种“不如此残忍就无法获得”的蓝色，意味着ta终于超越了“艺术家”，开始成为“追寻艺术的人类”。

早见Hayami | 艺术家的妻子：“宫缩剧痛时，他架了四五个机位在拍我”
https://mp.weixin.qq.com/s/iv-IF8DFaEoxXVZwsu0C7A

JJ Levine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bYdMG5fbo

JJ Levine: Queer Portraits
https://www.jjlevine.com/queer-portraits/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