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柴静谈薄熙来,谈到王立军打黑除恶行动里,被当成重庆黑社会头子逮捕的嫌疑人龚刚勇告诉自己的辩护律师李庄,说自己被刑讯逼供,被迫承认自己杀人贩毒,实际上自己啥都不知道。李庄前脚在法庭上指出存在刑讯逼供,后脚就被龚刚勇反告他教唆自己作伪证。最终李庄被送进监狱,龚刚勇则被当黑老大判无期。
当时抓了好几十人,其中另一个所谓的黑社会头子樊奇航也告诉他的辩护律师朱明勇自己是被刑讯逼供的,用手铐吊着,放下来时手腕上全是脓包和血。李庄案出来后,朱明勇跟他说,”要不你举报我教唆伪证吧,这样我最多坐几年牢,但你就不用判死刑了。“结果樊奇航拒绝了。后者于几个月后被判处死刑。据说樊奇航临刑前最后一次拒绝了警方举报律师的提议,并告诉自己姐姐,路是自己选的,不后悔。
22年上海封城时,我正因为备考雅思而被封在上海。整个封城期间,我没有短过吃食,因为有宾馆的经理帮忙张罗。每日两餐,一餐25,带酸奶或水果。经理亲自开车去取餐,再定时送到楼下。同住的宾馆里有一双年老的母女。母亲80多岁,女儿60多岁,是来癌症医院看病的。病没看好,被封得没了钱。25元的餐也买不起,只能啃苏打饼干充饥。于是宾馆里的人连番救济,最后是经理包了她们的两餐。另有一对年轻夫妻,带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因为在医院出生,没法回家,只能住到宾馆里。婴儿每天在隔壁夜夜哭,吵得人睡不着。
5月初时,封城稍微放开了一点。我买到高铁票回家,和宾馆签了协议,自愿离店不再返回。从静安到虹桥,前13公里是自己走的。路面空荡,没有人,雨下得很大,只有偶尔的警车,鸣笛。车上下来一个警察,提着药袋,急匆匆上楼又急匆匆下来,没有停留。走到半程时,一个年轻的警察开车看到我,问我到哪去。得知我打算一个人走到高铁站,他说什么也不让自己走,打算联系车来送我,因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片区。他在车上打了很久电话,接通了,没有一辆车能来,连救护车都不够用,中途还有电话插进来,问他能不能送老人去医院。但他还没完成巡逻,不行,电话对面又继续找人。整整四十分钟,他的神情从焦虑到愧疚,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了句“不好意思”,然后开走了。
又来一个骑摩托的警察,和桥洞下的外卖小哥争执。外卖小哥说,我昨天去过了方舱,他们不接收我,说我没阳。警察说,可是按我这里的数据,你阳了,你要去方舱。小哥重复,你们街道的方舱不让我进。对话重复了五六回,两个人脸上都是绝望,警察给方舱打了好几次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接了很快就挂。最后一通,接了,方舱的人说不清楚外卖小哥阳没阳,但让他自己过去。小哥无语,说再被赶出来怎么办。警察说你试试,脸色颇麻木。
另一名外卖小哥,答应骑摩托送我去车站,收500块钱。中途几次停下,因为前面路口有人查通行证,让我自己下来走一段。十五公里的路程,他骑了几乎一个小时。到车站时,他整个后襟都湿透了,连着我的前襟。得知与我同龄,他问我学雅思干什么?我说要出国。他说出国真好,又说这这几天自己挣了两万,但通行证花了五千。到车站时,我给了他六百,后来知道市价应该是一千。雨已经停了。
车站外很多人躺着,打地铺,在被子里吃快餐或者包子。好几个充电桩给人充电。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进站后,又见到一个老妇人躺在地上哀嚎、哭泣、尖叫。高铁警察或保安穿着防护服围成一圈,没有人说话,等她嚎够了自己停。我围上去,想用手机拍视频。一个警察或保安回过头,呵斥我,不准靠近。
我看着防护服内那双不知年岁的眼睛,想起和那位我同岁的外卖小哥,以及帮我打了四十多分钟电话的年轻警察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想:这就是人。
我同意吴国光这个访谈的看法。
1,“某国人没有极权政府严管,就会天下大乱、互杀互吃、尸山血海”,这不是让极权政府继续赖在台上“严管”的理由,恰恰是极权政府作恶的后果:贫富差距极大、极度不公正的行政和司法、被放纵乃至被挑动的仇恨言论、等等。
2,如果极权政府肯采取和平转型、体面下台,并保障转型期的基本社会秩序,那么转型期的社会秩序崩塌、人道灾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某国之所以每次政权垮塌都导致了尸山血海人口大灭绝,不是因为老百姓不该让朝廷下台,而是因为朝廷明明不得人心却还不肯下台,一方面拼命杀人,另一方面还把本该用于减轻转型阵痛的社会资源都抢走了,浪费在买武器和养活杀人鹰犬上面,而罔顾民众死活。
3,极权政府不但造成了“转型就会天下大乱尸山血海”的危机,而且它们还在恶意加剧转型的难度和危险,以此吓阻想要转型、想要让它们滚蛋的本国民众。
4,最重要的一点:维系社会秩序、不当两脚羊,既不能靠极权政府的“严管”,也没法靠国外介入,而必须靠:本国人自己必须尝试建立起来,不依赖于极权政府的民众自治,不管这有多难。你说“没有你会乱”。然而事实是,没有你,我们也能管好自己的事;有了你,才会大乱。当大多数人都切身意识到这一点,极权政府的寿数,也就到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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