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下）
作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译者：马各庄村民

【总结：估计的范围】

表6展示了死亡人数和受害人数估计值的范围。表的上半部分（第一至第五行）总结了对死亡人数的各种估计。第一行为最低估值，这些估计值采用了地方志记载的原始死亡数据，并仅根据估计的最低报告率对其进行调整。第二行假定所有地方的报告率均为0.267，将所有零死亡人数的记载视为数据遗失，并将所有记载死亡人数非零的地区的死亡率应用于全国人口，得出死亡人数估值为116万。第三行将非广西案例的内部数据的死亡率应用于全国范围，得出的估计值为153万。第四行是一个极端的高估计值，将广西的死亡率应用于全国，得到了242万的估计值。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对最有可能严重漏报或根本不记载伤亡情况的地方志进行统计调整而得到的。即便是在修正最详尽的地方志的漏报之前，它也已经给出了更高的死亡人数下限：52.8万。这表示：如果地方志的质量都相对较高，那么地方志记载的死亡人数可能至少是52.8万。由于即使是最详尽的地方志也仅仅记载了实际死亡人数的约60%（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广西的地方志），88.7万的数字很可能是低估了实际死亡人数；若基于之前假定的地方志报告率0.267进行计算，则将给出198万的死亡人数，这又可能是对漏报的过度修正，因为这个报告率经过了统计调整。根据这些估计和假设，死亡人数可能在110万到160万之间，这个数据采用了第二行第三列的116万的低估计值和第三行第二列的153万的高估计值。我怀疑实际数字更接近这个区间较高的一端，但我们拥有的数据不能确保高置信度。

表6的第六至第十行记录了基于类似方法算出的全国受害人数的估计值。这些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较小，因为地方志记载受害人数的自由度更大（实际上很多省份报告的单位人口受害率远高于广西的内部报告）。为了校正公开记录中的漏报情况，我们仅使用较高的预设报告率（0.596）。考虑到第六行到第十行的估计范围，受害人数可能介于2200万至3300万之间。

死亡人数和受害人数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讨论。据估计，略高于5%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死于他们遭受的待遇。每有一个人死亡，就有另外19人直接遭受某种形式的政治迫害。在某些时候，约有3%到4%的人口（或成年人口的6%到8%）是被直接针对的目标，并且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遭受了痛苦。当然，受害率在各职业群体间差异很大。受害率最高的群体，可能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党内官员。如果我们假设每个被针对的个体都有四到六个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孩子——直接受其牵连，那么将有超过1亿人经受这场运动的创伤。另外的许多人看到了这种基于模糊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而迫害他人之事，他们当然就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种命运也会降临到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上。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他们的心理将因为这些伤亡而经受多大的冲击。

【比较的视角】

以任何标准衡量，110万至160万人死亡，2200万至3000万人受害，都是极不寻常的人类苦难。表7列出了现代的某些政治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包括国家间战争）。这份清单旨在将1966年至1971年中国的经历与其他有记载的案例联系起来。它包括动乱，也包括镇压动乱，还包括有组织的国家镇压和对目标人口的屠杀。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总死亡人数的高估值低于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的死亡人数的普遍接受的估值，而低估值则略高于1937-38年苏联“大恐怖”的高估值。同时，我们的估值远远高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也高于1965-66年死于印尼政变和屠杀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死亡人数。其他的比较案例的数据，都只相当于中国此一时期总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在与中国的大规模动荡进行比较时通常不会想到。

累计数字不能反映风险人群的规模。死亡率是用来衡量严重程度的，它与地震的震级不同：死亡率昭示着一个人被杀害的可能性。中国的人口比任何一个比较案例都要多得多。表8将用来比较的案例按严重程度排序，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代末的红色高棉和卢旺达1994年的大屠杀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集体杀戮，它们分别造成了22%和13%的基础人口死亡。其次是1899年至1902年美国军队在菲律宾镇压叛乱的行动，导致当地2.8%的人口死于武装冲突或饥饿。这个数字与1992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比例相当。其余案例的人口死亡比例则低得多。苏联大清洗和印度尼西亚反共屠杀的估计死亡率大致相当，约为4至7‰. 1980年代初危地马拉镇压叛乱造成的死亡率约为3.7‰. 有意思的是，唯一一个冲击力堪比文化大革命的案例，是国民党在1947年对台湾叛乱的野蛮反扑：在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相当一段时间后，国民党政权试图重新夺回对台湾的控制。对“二·二八”事件人口死亡率的低估值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人口死亡率的低估值大致相同，而高估值则与广西省的数据不相上下。

最后的比较是定性的：造成这些伤亡的活动在不同的案例中差异很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日益增长的造反活动针对因过去的表现而在政治上被污名化的人和地方机关与政府领导人；第二阶段，文官政府力量崩溃后，武装派系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暴力冲突；第三，国家进行一系列严厉的镇压运动。我们还注意到，绝大多数伤亡——估计约有四分之三——是在第三阶段由当局的行动造成的。其余的绝大多数是1967年和1968年不同造反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的。危害最小的阶段是大规模造反的初期。对于在这些迫害中首当其冲的家庭和官员来说，这一段经历是很痛苦的，然而因这一阶段的动荡而死亡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很少。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和武装冲突。中国仅有的与这两个案例可比的时期是1968年，此时镇压是由地方的文职政府和武装力量、而不是由国家一级的安全机构进行的。即便广西的人口死亡率接近3.3‰，也没有十分接近波黑战争和美菲战争的人口死亡率：后两者的人口死亡率约为2.5%到2.8%，是前者的9倍。中国最初的动荡和随后的派系斗争远不如萨尔瓦多内战的破坏力大：萨尔瓦多内战迫使武装部队与广泛的、武装精良的民众作斗争。中国重新恢复政治秩序的镇压的残酷程度，只及危地马拉20世纪80年代镇压暴乱的一半。1965-66年印尼和1994年卢旺达屠杀的显著特征是地方文职政府的广泛参与，这一特征在中国则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广西省（苏阳 2006, 2011），尽管我们的数字表明该省的人口死亡率远低于卢旺达，也略低于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清理阶级队伍”最为相似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大清洗。据说，清除柬埔寨人民中所有受旧社会污染分子的努力，部分是受到这一时期毛主义教条的启发（Chandler 1999: 66–67; Kiernan 2002: 330）。

【结论】

我们的数据集描述了一场广泛的、迅速蔓延的、深入中国腹地的、影响到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动荡。冲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从1966年中到1966年底，造反活动不断加剧，对被政治污名化的群体和知识精英、以及最终对党政官员的攻击不断升级。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标志着地方政府的迅速垮台，其中有一半在1967年1月被造反派“夺权”；到3月底，超过75%的县市政府被夺权。武装部队在大约一个月的延迟后介入进来，在几乎所有发生夺权的地方采取行动进行支持。然而，军队的干预对平息造反分子之间日益增长的派系分歧收效甚微。1967年大部分时间里，武装冲突在造反分子的派系职终占主导地位，在同年夏天达到最高水平。第三阶段始于1968年初，当局平息武装冲突和恢复地方政府的行动有所增加。随着派系斗争的报道在1968年的记载中逐渐隐去，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新组建的地方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的迫害运动，系统地、大规模地打击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

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暴力事件最少，造成的伤亡也最少。对这一阶段进行回顾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学生红卫兵对教师、知识分子、官员和前剥削阶级个人的暴力迫害。根据地方志，这一阶段的运动，不管它对目标人群的危害有多严重，造成的死亡、伤害和其他侵害都相对较少——不到整个时期总数的10%. 第二阶段致命得多，这主要是由于造反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这一阶段的死亡人数占有记载死亡人数的一半。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吸引了人们最多的注意力。这造成了一种印象：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方面是失控的、混乱的造反，造成持续近两年的破坏。然而，我们的证据清楚地表明，第三阶段的“恢复秩序”只是一个本质上全新的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迄今为止是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从“清理阶级队伍”及其地方化开始，新一波的迫害和死亡大大提高了死亡率，与其宣称要平息的造反行动造成的死亡率不成比例。超过四分之三的有记载死亡，都是由于当局在第三阶段的行动，而超过90%的因所谓政治罪行受迫害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受害。我们的数据清楚地表明，这第三阶段不仅仅是在恢复秩序；它是一场全新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苏联1930年代末期的“大恐怖”，即对隐藏的阶级敌人和所谓间谍进行清洗。几年后，中国的这场运动还启发了红色高棉的更致命的行动。如果说这一阶段在中国代表着“恢复秩序”，那么去疴的猛药比病疴本身要坏得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只有实际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毛主义当局先是煽动、支持了动乱，而后又对其进行了镇压，之后又采取了更多行动，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二十世纪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政治事件之一。尽管死亡人数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也并不能令人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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