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日常
12世纪以后决定东亚陆地政权和海洋势力的,一直是西洋人。
宋朝和元朝的中央朝廷鼓励民间从事对外贸易,丝绸出口是东部沿海的主要生意。元末明初,江浙地区有大量的海上武装贸易商贾巨头,大部份人的名字并未记录在汉语文献里。
明朝并不是真的一上台就“闭关锁国”,欧亚大陆早已不存在闭关锁国能生存下去的政权。明朝廷想尽可能多地把对外贸易的利益垄断在自己手中。
但沿海大大小小的势力以及他们手中的海军不容小觑,他们有些人长期定居海外,且早就是西洋国家长期生意伙伴(比如汪直这种“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亚太区域经理”)。此时选择权在葡萄牙的手中。
在16世纪中期以前,明朝的种种对外贸易政策,包括朝贡贸易、海禁之类,造成合法贸易和走私贸易并存的局面。几乎所有地方官府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取巨额利益,它支撑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中央朝廷其实心知肚明。
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傻乎乎带兵攻击双屿港,打击走私,造成严重破坏。他遭到朝野上下的攻击,他只能自杀。此事说明了当时官方对民间外贸活动的真实态度。
随着葡萄牙人与明朝的关系越走越近,葡萄牙和明朝廷站在同一阵线瓜分利益,联手剿灭江浙的民间外贸。1557年明朝认可澳门归葡萄牙,几个月后即在杭州逮捕从日本回来的汪直,第二年处死汪直。戚继光开始围剿“倭寇”,也就是汪直的人,戚继光的部队有不少葡萄牙雇佣兵(那个年代真的到处都有葡萄牙士兵的身影)。
戚继光的第二个主要对手是倭寇吴平,戚家军和葡萄牙雇佣兵攻入汕头的吴平的基地,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吴平下落不明,戚继光和俞大猷也丢了乌纱。
此后,从浙江和福建出发的船只大量减少,长江下游生产的生丝和丝织品,无法像以前那样,从浙江直接运到日本,必须先送到广州集货,再从澳门出发去日本。
澳门基本垄断了从中国大陆出海的船只。广东的地方士绅和海上武装,则搭上了葡萄牙人的便车,成为亚洲海域重要的华人势力。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船从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出发,带着特产,途径马六甲,卸货装货,再到澳门,在澳门停留一整年,等待广州集货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商品,顺便卖掉从印度和马六甲带来的特产。第二年集货完毕,拖船从广州拖到澳门,登上大船,去日本长崎,卖掉丝绸,装上日本特产,回澳门,原路去马六甲和果阿。
突破这条航线东段垄断权的,是新生力量荷兰人和福建人。【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