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日常
12世纪以后决定东亚陆地政权和海洋势力的，一直是西洋人。
宋朝和元朝的中央朝廷鼓励民间从事对外贸易，丝绸出口是东部沿海的主要生意。元末明初，江浙地区有大量的海上武装贸易商贾巨头，大部份人的名字并未记录在汉语文献里。

明朝并不是真的一上台就“闭关锁国”，欧亚大陆早已不存在闭关锁国能生存下去的政权。明朝廷想尽可能多地把对外贸易的利益垄断在自己手中。
但沿海大大小小的势力以及他们手中的海军不容小觑，他们有些人长期定居海外，且早就是西洋国家长期生意伙伴（比如汪直这种“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亚太区域经理”）。此时选择权在葡萄牙的手中。

在16世纪中期以前，明朝的种种对外贸易政策，包括朝贡贸易、海禁之类，造成合法贸易和走私贸易并存的局面。几乎所有地方官府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取巨额利益，它支撑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中央朝廷其实心知肚明。
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傻乎乎带兵攻击双屿港，打击走私，造成严重破坏。他遭到朝野上下的攻击，他只能自杀。此事说明了当时官方对民间外贸活动的真实态度。

随着葡萄牙人与明朝的关系越走越近，葡萄牙和明朝廷站在同一阵线瓜分利益，联手剿灭江浙的民间外贸。1557年明朝认可澳门归葡萄牙，几个月后即在杭州逮捕从日本回来的汪直，第二年处死汪直。戚继光开始围剿“倭寇”，也就是汪直的人，戚继光的部队有不少葡萄牙雇佣兵（那个年代真的到处都有葡萄牙士兵的身影）。
戚继光的第二个主要对手是倭寇吴平，戚家军和葡萄牙雇佣兵攻入汕头的吴平的基地，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吴平下落不明，戚继光和俞大猷也丢了乌纱。

此后，从浙江和福建出发的船只大量减少，长江下游生产的生丝和丝织品，无法像以前那样，从浙江直接运到日本，必须先送到广州集货，再从澳门出发去日本。
澳门基本垄断了从中国大陆出海的船只。广东的地方士绅和海上武装，则搭上了葡萄牙人的便车，成为亚洲海域重要的华人势力。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船从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出发，带着特产，途径马六甲，卸货装货，再到澳门，在澳门停留一整年，等待广州集货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商品，顺便卖掉从印度和马六甲带来的特产。第二年集货完毕，拖船从广州拖到澳门，登上大船，去日本长崎，卖掉丝绸，装上日本特产，回澳门，原路去马六甲和果阿。
突破这条航线东段垄断权的，是新生力量荷兰人和福建人。【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