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各自施行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後，「中國新文學傳統」也隨之在這兩個不同的華人社會裡分道揚鑣。
一方面，四九年後的台灣作家所承襲的新文學傳統是經過刻意篩選的：富有革命意涵的「批判寫實主義」受到壓制，而新文學傳統中不具抗議色彩的「感性抒情」流派則相對地大為風行。
約莫在一九七○、八○年代之交，現代文學和鄉土文學的影響力驟然下降。
由於大部分現代派作家主張藝術自主，與政治脫鉤，他們作品中的顛覆成分極易被霸權文化力量收編，使其批判效力大為減弱。
過去二十多年來，評論台灣文學的著作具有強烈的派系性，同時由於不少現代派作家在一九七○年代白熱化的文學論戰裡被中傷，形象受損，對當前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頗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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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在台灣小說中首開現代主義先河的是一九六○年出現的《現代文學》雜誌（一九六○─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八四）。《現代文學》由一群當時仍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年輕作家們所創立，除了刊登中文創作，也譯介許多西方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品與評論文字。
草創之初，整份雜誌不過是一間工作坊，提供一塊園地讓這些早熟而才華洋溢的外文系學生練習寫作；而這群年輕作者的文學理念充分反映出深受他們敬愛的老師夏濟安教授的影響。
然而不多時這份雜誌卻演變成一個頗具盛名的「現代主義」文學中心；而在往後二十年間，幾位原始創刊者紛紛展現的傑出文學成就，更加增長了它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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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學》第一期刊出了一篇相當於台灣現代派宣言的發刊詞，其中就明白點出籌辦這份雜誌的理由：「我們認為舊有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
這種說法有一個重要的預設，即在藝術表達形式和時代的「認知精神」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關聯——我們記得西方（尤其是英國）的現代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初期，也曾用類似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在他們的作品和過往的歷史之間有一個決然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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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不能確知，台灣的現代派作家是否也像許多西方現代主義者一樣，深信發生於「現代」的歷史斷裂，已將他們從整個人類過去的文明中剝離，然而許多因應於近二百年來——主要是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而發展出來的藝術主題和技巧，的確經常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這種「挪用」或許有助於某些台灣作家在心理上抗衡資本主義對他們自己的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現代主義文學版本和它所摹效的西方原型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這種差異，必然是緣自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方和一九五○、六○年代的台灣之間，歷史文化條件的巨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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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九四九年後台灣文學的學者和評論家們曾經熱烈爭辯過「中國現代主義 」一詞的適當性。對台灣現代派作品的模仿性格較為敏感的學者們指出，這些作品的現代主義特徵大多相當表面化，並非發自於內在。
由於缺少激發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精神活力，「最後變成形式重於內容，只重風格體裁和技巧的展示，而較少深厚的哲學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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