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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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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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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制度,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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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力者的权利〉
瓦茨拉夫 • 哈维尔 [Václav Havel]
1978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