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最难得和最可贵的是“回忆”……人们知道比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当三十年“大恐怖”开始时,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文字记录,随之还抹去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此后凡是应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

[苏] 肖斯塔科维奇 口述/伏尔科夫 整理《见证》
#读鸭

「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 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 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
「二十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力终于使出了它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它要求屈从……随着他在创作上越成熟,苏维埃官僚幼稚的要求就越使他难以忍受了。
他选择了另一条路……肖斯塔科维奇成了第二个佯作颠狂、假托神命的“颠僧”式的伟大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是第一个)。」
「“颠僧”(yurodivy)是俄国的一种宗教现象,即使是谨慎 的苏联学者也称之为一种民族特征。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能够确切地表达这个词的意义以及它 的许多历史和文化的含意。」
「在《混乱》一文出现后,肖斯塔科维奇处于绝望之中,几乎绝望到要自杀。他经常等待着被捕,内心抑郁。差不多有四十年,直到他逝世,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质,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这种恐惧有时强些,有 时淡些,但从来没有消失过。整个国家成了一所无路可逃的大监狱。」
「奏完(《第五交响曲》)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作品体现着一位诚实而有思想的艺术家在巨大的道义压力下,对决定性的选择作出了奋斗。这首交响乐充满着神经质的搏动;作曲家热狂地寻求走出迷宫的门户,结果在终曲中……他发现自己在“思想的煤气室”里。
“这不是音乐,这是高电压的神经电流,” 」
「斯大林从中取得最大宣传价值的是所谓军事交响乐:《第七》《第八》交响乐……苏联在全球宣传《第七》的创作环境:头三个乐章写于德军炮火下的列宁格勒……(但实际) 是作曲家和列宁格勒战前命运的反映。
……听众也没有把《第七》第一乐章……与德军入侵相联系, 是后来的宣传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爱伦堡认为那是苏联创作工作相对自由的时期:“你可以描写悲剧和毁灭”,因为反正是外国人——德国人——的罪过。在和平时期,艺术必须是晴朗的乐观主义,像肖斯塔科维奇的“安魂曲”肯定要受到歼灭性的批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拯救了这位作曲家。」

「在美国,名指挥们……为这部引起轰动的交响乐的首演权你争我夺……
托斯卡尼尼参加这场竞争较迟,但是他得到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的支持,因此取得了胜利。他首先得到了总谱,是摄在胶卷上由军舰带到美国的。」

这一波文化输出……

「然而,在世的最伟大的俄国作曲家和思想最自由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逐渐形成了……颠僧不能侵犯社会秩序。他的对立面是人,不是环境。他是以人道的名义而不是政治改革的名义仗义执言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个道德家……但他从来有过任何政洽纲领。」
「《第十四交响乐》渗透了无法安慰的痛苦;“死亡的权力无比,”……独唱者宣布。索尔仁尼琴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和虔诚的基督徒,不能接受这种论调。他和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亲密的,但到这时终于闹翻了。持不同政见者要求的是政治行动而不是自我反省。对他们说来,政府是比死亡近得多的敌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把这位艺术家看作角斗士,要求于他的,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是 “认真地彻底死去”。这位艺术家遵命了,以死亡作为他的成功的代价。肖斯塔科维奇在死去之前早就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
「肖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是矛盾的。对作为作家的索,他评价很高……但他认为索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发光的”形象,是想要当一个新的俄国圣徒……在为米开朗琪罗的诗谱写的声乐组曲中,肖用激愤的音乐借这位诗人描写但丁被逐出佛罗伦萨的愤怒的诗句来比喻索。后来,他又写了讽刺性的乐曲《发光体》……」
「晚年,他曾在给我的信里写道:“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善,不是恶。这样说来未免粗浅,然而多么真实啊!”」
「梅耶霍尔德认为,对艺术家说来,看吵架等于是上 课,因为人在打架的时候最暴露他的本性,你可以从中理解许多东西。」

「我不否认我对吉普赛歌曲的兴趣。我认为它没有什么卑微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不这样看,如普罗科菲耶夫,他一听到这种音乐就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他受的音乐教育大概比我好。 但是我至少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噗,前面严肃了好几页突然踩一脚普罗科菲耶夫哈哈哈哈

「作曲家传记中最没意思的部分是他的童年。前奏曲全都差不多,读者不耐烦地想看赋格。斯特拉文斯基是个例外……我很不高兴:为什么斯要那样说他父母的坏话……说父母怎么糟糕,而我,一个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忍受他们的专制。这有点卑鄙。」

再踩一脚斯特拉文斯基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