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政治实体都是体制和体制化实践的产物，它们反过来又规定了特定的可能性范围。因此在议会选举上投票时，人们可能会觉得必须做出一个“现实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在起义的情境下，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了。”

“起义的时刻是这个官僚体制被抵消的时刻，这样的行动似乎总会把可能性的视野大大打开。”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的时刻似乎总是伴随着社会、艺术和智识创造的迸发。通常不平等的想象性认同结构被打破，每个人都试着从陌生的角度看世界。通常不平等的创造力结构被打破，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只是拥有权利，更是迫切实践的需要去重新创造、重新想象周遭的一切。”

大卫·格雷伯：反向的革命 ｜ 附录 | 自由微信 | Free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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