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假装一切正常”的演戏会一直延续到集中营里甚至是出狱后。前文里提到自己被拘留了两年并安慰我的朋友,称为S吧,出来后继续学校生活。“什么都没变,人都还是那些人,只是大家都长了两岁”。所有人默契地没有提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是毫无意义、没人在意的白白失去了两年的人生,而他还算是极其幸运的、只羁押了两年的少数人。
S的父亲是处级干部(即使如此也逃不过,更不用说更一般的普通人),父母找了很多关系才知道他的具体关押点,但依然无法知道具体刑期。狱警一会对他说,快了快了,让S燃起一些希望;过几天又说,可能要等个三五年吧。不少关押者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中崩溃。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规定的“探视”期还是会把他拉去洗漱换衣服,化妆,在专门布置的一个“会议室”里对着视频对面的父母说,我在这里好好学习,条件很好——镜头外站着荷枪实弹的狱警。
在维语里会隐约提起这样的人:yoq,没了。共同的维吾尔友人里有些已经把那位已失踪的朋友删了,只能假装他不曾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当一个人被抓进了集中营,他的手机一切记录都会被审查,谁也不知道那只叫“连坐”的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或许某个维吾尔人曾经对他说了句:“给你分享我在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只猫猫!”这就是下一个被消失的人的罪证。
所以,大家都默契地闭上了嘴。“我们维吾尔人为了活下去,都练出了失明的本领。”连彼此安慰都做不到,因为有个名字已经成了禁忌,每个个体都是悲伤的孤岛。我也很想身处一个安全的地方,举着有他全名和照片的牌子提问:“中国政府,请告诉我xxxx在那里?”但是我不能,所以我只能写下: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
你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也只能被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仅不知道失踪的维吾尔亲友到底在哪,刑期多长;更痛苦的是剩下还在外面的人需要假装一切如常。我一朋友失踪前已经有些预兆:会突然长达一周不回信息;偶尔出现时会说他一切都好不用担心,但是语音背景有些令人不安的声音;会突然话没说完就匆忙说“我有事下了,等一会回复”这个“一会”指的是一周后;最后说要去乡下看望亲戚可能长时间信号不好,之后彻底不见了。
有些共同的维吾尔朋友跟我说已经悄悄把他的微信删除了,因为怕连坐;我是汉族,尚不至于因为仅仅存着他的联系方式而被抓,但是我也什么都不能发。失踪比坐牢还惨——如果朋友坐牢,周围的人对他鼓励几句“加油,熬下去,我们等你出来”,不犯法吧?至少能探监吧?但是我在微信连“还好吗?希望你平安”都不能问,因为他失踪前的“剧本”是去看亲戚。如果我问了(很多维吾尔朋友都说这样的“重点人员”微信一定被监控),说明我知道他失踪了,说明我大概也知道了集中营这种事,这时候我的汉族身份估计也不太能保护我(不排除会被上门查手机和电脑,检查我有没有“对外抹黑中国”,即把这件事到处说,等等)。
所以,一切只能按照“剧本”走,周围的人只能遗忘,或强行假装他一直在乡下亲戚那里,过着一种认知扭曲、有失真感的“正常生活”(当然更多的人是直接消失音讯全无。我们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朋友有特殊剧本。)一个已经“习惯了”这种事的维吾尔朋友安慰我:“如果你还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只能当他死了。”他自己也被短暂拘留过两年,他平静地说:“我早已习惯了身边的人随时会失踪,自己也随时失踪这么一种状态。”到底是多“常态”,才会这样“习惯”?
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寻找自己亲友时,总是会举印着他们大幅照片的海报和牌子;这次BBC泄漏的照片文件,也让人突然能直视一双双具体的眼睛。对于没有海外关系帮他们奔走呼喊的绝大部分全家都在国内的维吾尔人,失踪得没有一滴水花——不准呐喊,不准质疑,查无此人。每次偶尔点到一些长时间没更新的维吾尔族博主的社交软件页面,我都会默默祈祷他们只是退网了,现充了,但内心那个无法诉说的秘密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
“Çinlilere şu sorulmalı: “Önce empati yap, videodaki kadın Çinli ve erkek Uygur olsa idi, videoda geçen cümleler Uygurca tekerrür etse idi, sen ne düşünürdün? Bir de kadının yüz ifadesi ve beden diline bak... Bir de çinliye Ya Türkçe konuşan sizler? https://t.co/BE8neUMpvM”
《The Art of Symbolic Resistance: Uyghur Identities and Uyghur-Han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1995年时,和田一位伊玛目在五千人的主麻集会上呼吁群众不要把孩子送去madris(宗教学校),而是要好好上世俗的公立学校,学好科学知识。结果伊玛目被逮捕,民众抗议,镇压造成两人死亡。
放在今天的“严厉打击宗教极端”narrative来看,这位伊玛目根本是“爱国宗教人士”了,但在三十年前却被送进监狱,有点猜不透他们的治理逻辑。那时候的民间情绪是“统治者故意不让维吾尔人受教育以保持愚钝。”
目前看了不少维吾尔人的逃生经历,在汉人身上也适用,那就是对时局风向的判断太重要了。
像Nury Turkel因为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劳改营里(其实也是集中营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从小就反贼,早在2000s初就润到美国。那时候还在全球化蜜月期,也还没开始强制收护照,所以是最容易润的时期。另一位《How I Surived A Chinese Re-education Camp》的叙述者Gulbahar女士,实际上夫妻两人在新疆是国企工程师,妥妥的中产阶级,而且Gulbahar称她以前对生活还算满意比较岁月静好不谈政治。但是因为丈夫比较反贼,早就不满国内对突厥民族的普遍歧视和言论压制,在06年时宁愿舍弃工程师职业也要润去法国一切从头来过当出租车司机。如果不是全家人的法籍身份和背后强大的新祖国,Gulbahar根本不可能在两年的政府谈判和扯皮后勉强放出来。而一位在埃及留学而且对国内风向毫无意识的米日古丽居然在集中营风头最劲的2017年回国,最后救了她的是因为跟埃及前夫生了孩子,前夫拉着埃及使馆人员来捞人(带回国的三个孩子,一个神秘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