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

在油管听完了Suzanne Simard的TED讲座，关于大树如何沟通，特别感动。在早前我已经知道，大树之间是会通过地下的真菌连结进行分享，但我没想到，大树是会分辨亲疏的：不是所有大树之间都会产生连结，它们也会抱团。研究团队用盖格探测仪追踪碳13和碳14在树之间的运动踪迹，发现不相性的树种间会“互不理睬”，相性的树种间则会频繁地窃窃私语、互相帮助。最让我感动的是，大树懂得如何分辨哪棵小树是自己的亲属，一旦识别了亲属幼苗后，便会增加与小树之间的真菌连结，大量输送自身的养分给小树，使小树存活率提高四倍。大树甚至会阻止根系向小树方向生长，以给予小树根系足够的空间生长。整个树林就是一个又一个家族之间的护卫-竞争。而当大树濒死时，会在临终前将毕生积累的糖分、营养以及次生代谢物，悉数下沉至根部，递交给真菌，然后传送给所有与自己连结的树木，让后代继承自己的遗产，完成在这个星球上最后的使命。

最后，与老树合作了一生的真菌将开始分解死去的老树，它会用独特的酶分解大树身上那些顽固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一步步地将老树的生命重新嵌入新的生命轮回。

昨天去鲸类博物馆，展厅每隔一小时会关灯，播放各类鲸的鲸歌，很多小型鲸是群居动物，叫声非常像鸟，还很话唠，听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地聊天
后来逛到一个展位说鲸其实不喜欢被人类观看

草啊，那我刚才听的是什么，说不定是“草啊，这群傻逼又来看我们了”，“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生活吗”，“我们游快点，甩掉他们”

现在中国让我感到不安全的，其实都不是网络文化大革命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危险：

1. 你完全无法预料自己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

你用了VPN，写了小黄文，骂了句习近平或解放军，你的刑期可能超过一个强暴了10名女童的变态。你面临的行为和惩罚几乎不成比例，对你的惩戒可以随意往顶格走，干啥都可能千刀万剐千古骂名。法律和道德失去了预测的作用，你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在哪。

2. 你不知道谁有可以惩罚你的权力

随便哪个人渣混混，只要沾了一点”公家“的光，都能让你一个自居的守法勤劳小中产跪下舔地板。新冠时期，北京一个小区红袖章大爷可以让你（正经户主）因为身份证地址不在北京而回不了家；西安一个地铁保安都可以把你（女老师）全身扒光。兰州交大可以在学生被乱刀砍死之后，连死亡原因都懒得家长交待，要知道以前这种通天的傲慢和权力以前只有军队才会有。

权力，无限集中到某个人手里，却又可能被任意分流给了任何一个人。这是行政和司法系统的全方面发炎和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