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建城时间并不久远，是由那个大名鼎鼎的远征军军官格纳季·涅维尔斯科伊在1850年始建的，这可能是这个城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了。在19世纪的50年代，牺牲了大量的士兵、移民和囚犯的生命，才在阿穆尔河沿岸种下了文化的种子，当时管理边疆区的官员就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各色俄罗斯人等和外国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此地，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因丰富异常的鱼类和狩猎的便利条件而留下定居，而且就当时看来，这座城市也不乏人世间的乐趣，因为甚至还有过这种事儿：一个学者曾经途经此地，认为在此地俱乐部举行一次公开的演讲是有必要，也是可能的。可是现在呢，几乎有一半的房屋已经被房主弃置，处于半倒塌的状态，窗户连框子也没剩下，只有黑幽幽的洞口一般，像是骷髅的眼窝，阴森森地看着我们。剩下来的居民都过着死气沉沉、麻木的生活，普遍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他们主要是靠往萨哈林岛上贩卖渔获、掠夺黄金、盘剥异族原住民和向中国人出售可提取兴奋制剂的鹿茸为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途中，我就遇到了不少走私贩子；他们在这里从不避讳说到自己的职业。他们中还有一个走私贩子拿出自己的金沙和一对鹿茸，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我父亲也是一个走私贩子！”他们盘剥异族人，除了总是用烈性酒将这些异族人灌醉、进行诈骗之外，有时候还采用其他不寻常的方式。比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已故商人伊万诺夫，每年夏天都会去萨哈林岛，向那里的基里亚克人收取贡赋，如若有人不能如数如期交付，就会遭到这帮人的严刑拷打甚至被绞死。

这一天海面上风平浪静，阳光普照。甲板上热浪袭人，船舱里闷热无比。水温已经升至18℃。这温度要是在黑海还说得过去。右岸上的森林着火了；绿色的莽莽森林喷吐着火红色的烈焰；浓烟不断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黑色的、仿佛静止了的云带，就那样长时间地悬浮在森林的上空……火势巨大，但周围却是一片寂静和安宁，森林即将损毁，却与任何人无干系。可见，在这个地方，这绿色的财富只属于上帝一家所有。
6点钟，吃过了午饭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了普隆戈岬。亚洲大陆在这里已经到了尽头，而且可以说，若是没有萨哈林岛横亘在对面，阿穆尔河就直接由此注入到太平洋里了。眼前就是浩荡宽阔的河口湾，前方就是隐约可见的黑色带状目的地——苦役岛；左边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在一片雾霭中隐匿到不可思议的北方。就好像那里才是世界的尽头，再往前就无处可去了。心底里涌上一种悱恻莫名的感觉，就像是古代的希腊史诗中的俄狄浦斯，在陌生的海域漂泊不定，心里惶惶不安地预感到可能会与各种妖魔鬼怪遭遇的场景。果然，没一会儿，从右侧的河口转弯处，从基里亚克人居住的小村落里，就有两条小船向我们驶了过来，船上的人都很奇怪，手里拿着不知是什么东西冲着我们挥舞，嘴里高喊着莫名其妙的话。一开始无法看清楚他们手里的东西，但他们驶近了之后，我才看出来，他们手里拿的是一些灰色的禽鸟。
“他们这是想向我们兜售打死了的大雁。”有人解释了。

鞑靼海岸峰峦叠嶂，山崖兀立，好似一个巨大的圆锥体矗立在群山峻岭之中。在它的上空轻轻环绕着一层淡蓝色的云雾：这正是从远处森林火灾现场飘来的青烟，据说有的时候，这种烟雾会很浓重，对航海者来说，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浓雾。假如有一只鸟儿此刻飞越这崇山峻岭，那么恐怕它在这方圆五六百里的地方，既看不到一所房屋，也不会看见一个活人……只有阳光下的海岸显得苍翠，生机勃勃，在荒无人烟之处愈显壮美。6点钟，轮船驶入了海峡的最狭窄之处，即波哥比岬和拉扎列夫岬之间，窄到两岸可同时互见，8点钟，轮船通过了“涅维尔斯科伊帽子山”，这是一座因山顶有一座形似帽子的山峰而得名的山峦。早晨阳光明媚而灿烂，我因为目睹了两岸秀丽的风光而沉浸在自豪和喜悦的享受中。
下午1点多，我们的船驶进了德-卡斯特里湾。这是各类船舶航行于此时唯一可以躲避风暴的地方，要是没有德-卡斯特里湾的庇护，船舶行驶在天气、地理都那么诡异的萨哈林沿岸完全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已经有了那么一句成语：“要想保平安，速去德-卡斯特里湾。”整个海湾造型优美，仿佛是大自然听令之后的鬼斧神工一般。这是一个看上去整体为圆形的大池塘，直径约为3俄里，周围是高高耸起的海岸，形成天然的避风屏障，只有一个并不太宽的出口直通海上。如果单从外观上判断的话，这个港湾实在是太理想了，但是，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这只是看上去那么好而已；这个港湾每年都会有七个月的时间被冰雪所覆盖，根本无法抵御东风的侵袭，而且由于水浅，船舶基本都会在离岸两公里的地方就必须抛锚。出海口处还盘踞着三个小岛，或者确切地说，是三块巨大的礁石，倒是给港湾平添了独特的魅力；其中一块礁石名为牡蛎礁：这是因为它的水下繁殖着个头大且肥美的牡蛎。

我们在德-卡斯特里湾度过了一夜之后，于第二天，也就是7月10日的中午横越鞑靼海峡，驶向坐落于杜伊卡河口的亚历山大哨所。海上风平浪静，阳光普照，在当地，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好天气。在光滑如镜的海面上，成双成对的鲸鱼出水嬉戏着，高高地喷出水柱来。这种壮丽的海上奇观让我们开心了一路。但是，我得承认，越是离萨哈林近了，我的心情也就越糟糕。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就连那位带兵的军官，在知道了我此番来萨哈林岛的目的之后，也非常吃惊，他开始说服我，我是没有任何权利接近苦役地和移民区的，因为我并不在国家事务机关中任职。当然，我也知道，他说得并不对，但还是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心情变得更烦闷了。我担心的是，上了萨哈林岛之后，人们真的会拿这种想法对待我的走访调查。
过了8点，我们的轮船就抛锚停泊了。在萨哈林岛的岸上，还有五处熊熊燃烧的原始森林大火。弥漫的黑烟笼罩着海面，我几乎看不见码头和岸上的建筑物，只能勉强分辨出哨所里昏暗的灯光，有两盏灯的光亮是火红色的。这是一幅诡异的画面：海面上晦暗灰色，黑黝黝的山峰无言矗立，滚滚的浓烟，燃烧的大火和哨所里刺眼的红色灯光忽闪在一起，这一切显得更神秘莫测了。在左边的岸上竟还燃烧着怪异的篝火。上空，是群山矗立，直插云霄，远处暗红色的火舌就从那背后腾空而起；看上去就好像是整个萨哈林岛都在燃烧。右面的戎克里埃海岬犹如黑色的庞然大物，颓然地一头倒在大海上，形状像极了克里米亚的阿尤-达格岬；在它的岬顶最高处，有航行灯塔在闪烁，而在它的底部，在水面以下，在海船和海岸之间耸立着三块尖顶礁石，名为“三兄弟”。现在这一切都淹没在浓烟雾霭之中，好比在地狱一般。

晚上安排了灯会。沿街满是照明的小油灯和五彩的火把，一派灯火通明，士兵、移民和苦役犯们都成群结队地游荡到深夜。监狱的大门敞开着。杜伊卡河平日里河道淤积，肮脏不堪，两岸光秃秃的，现在沿着两岸都装饰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和五彩的火把，炫彩的水中倒影特别漂亮，把这条河映衬得十分好看，颇有气势，但也挺滑稽，就像是给厨娘的女儿穿了一件小姐的华丽礼服一样。总督府的花园里还在演奏音乐，歌手仍然在唱歌。甚至还鸣放了礼炮，一门大炮因此还爆炸了。尽管街上是如此的热闹，但显然没什么意思。外面既没有歌声，也没有人演奏手风琴，连一个醉汉都没有；人们就像是幽灵一样游荡着，没有欢歌，也没有笑语。一派灯火通明之下的苦役地仍然还是苦役地，永远也回不到故乡的人听到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心底里只能泛起绝望的哀愁。
我带着纸笔去见省长的时候，他向我阐述了其对萨哈林岛苦役地和殖民区的看法，建议我把他说的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当然，我是愿意完成这项任务的。省长建议把记录下来的内容加一个标题：“不幸者的生活纪实”。要是从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和我记录下来的东西来评述的话，我坚信，他本人是一位仁慈且高尚的官员，但是，他对“不幸者的生活”所知悉的程度并不像他本人确信的那样深广。请看“纪实”里就有这样一段话：“没有人被剥夺成为完全平等之人的愿望；也不存在终生的惩罚。所说的无期苦役都是不超过20年的。苦役劳作并不沉重。至于说到沉重，那也只是表现在强制的劳动不会给劳动者带来私利，而不表现在体力强度上。这里的苦役犯并不是全都披枷戴锁，不是必须有人看守，也不是非剃光头不可。”

一连几天，天气都不错，晴朗无云，空气清新，类似我们内地秋高气爽的时节。傍晚时分景致就更美了；我永远忘不掉日落西山时那一抹火红的晚霞，蓝幽幽的大海，高山之后冉冉升起的皎洁的明月。每当这样的夜晚，我都喜欢在哨所和新米哈伊洛夫卡之间的谷地里徜徉；此地道路平坦、开阔，有小火车轨道和电报电话局。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越往前走，河谷地就越来越窄。群山的暗影就越来越浓重，高大的牛蒡树看上去像是热带植物一样；四周高山就那样黑黝黝地围拢过来。远处有熊熊的火光，那是燃烧的裸露煤炭，也有的是森林火灾。只有一轮圆月高挂在夜空中。突然一幅奇幻的景象出现了：一辆小平板车厢沿着轨道向我飞驰而来，一个身穿白色囚衣的苦役犯，不断用木棍击打着铁轨，朝着不大的站台驶过来。我一下子感到毛骨悚然。

如果生活不是自然地、按照应有的程序流淌，而是靠人为的安排，不取决于自然状况和经济条件，而是依赖个别人物的理论和独断专行，那么，类似的偶然性就必然决定着生活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人为的、粗糙生活的法律法条。

在萨哈林，自由民出入监狱囚室是不用行摘帽礼的。只有流放犯才必须遵守这个礼节。我们就戴着帽子沿着床铺旁边走过去，囚犯们则立正站着，漠然地看着我们，我们呢，也默然不语，望着他们，我们就像要买卖这些人一样。我们继续看，再走到别的囚室里去，那里也是一样的极端简陋，这种赤贫一样的简陋是用破衣烂衫无法掩饰的，就像用放大镜去看苍蝇一样，看到的是逼仄的生活，思想里充斥着虚无主义，排斥私人财产、个人独立、生活舒适和安宁的睡眠。
住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的犯人们，享有相对的自由；他们是不戴镣铐的，可以在一天的期限内离开监狱，不用押送，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也不要求穿囚衣，穿啥都可以。就是根据劳作的性质和天气，需要穿什么就穿什么。等待审理的未决犯、被刚刚抓回来的潜逃犯和因某种案件受到牵连而被临时拘押的犯人，都会囚禁在特殊的囚室里，这种囚室被称为“禁闭室”。在萨哈林，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就是这句话：“我要把你关进禁闭室。”这个可怕的地方看守就有好几名，一个看守前来向我们报告说，禁闭室目前一切正常，平安无事。
禁闭室的门上挂着巨大的古董一样的门锁，伴随着刺耳的开锁的声音，我们走进了这间不大的禁闭室，目前这里关着20个囚犯，他们全都是不久前潜逃的犯人。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的镣铐叮当作响，连鞋也没有，赤脚上缠着裹脚布，只用绳子绑着；脑袋上剃着阴阳头：一半边的头发乱蓬蓬的打绺，另一半边的头发虽已经剃光，但显然又长出了短发。他们所有人都瘦得形销骨立，像是被打薄了一样，但是呢，脸上却毫无沮丧。床铺是没有的，只有光光的床板，屋子的角落里放了一只“马桶”；没有别的办法，每个人都是在20人的注视之下完成自己的生理需求，大小便都是。见有人来，立刻就有犯人请求放他出去，指天发誓，再也不逃啦；有的犯人要求给他取下镣铐；有人说面包发的也太少了，没吃饱。

大名鼎鼎的索菲亚·布鲁夫施泰因就关在这里的单人牢房中，她可是十分令人关注的犯人。她外号叫“小金手”，从西伯利亚潜逃过，所以被判三年苦役。索菲亚长得小巧玲珑，体形偏瘦，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脸上长着像老太婆一样的皱纹。她的手上戴着手铐，床板上放着一件灰色的羊皮短上衣，看上去既是她的保暖大衣，也是睡觉的铺盖卷儿。她在自己的单人囚室里走来走去，就像是刚出洞口的老鼠，不停地吸嗅着外面的空气一样，她脸上的那种表情，也像是老鼠一样。仔细地端详她的时候，会令人觉得难以置信，就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曾经令所有的看管人员、那些狱吏神魂颠倒，比如，在斯摩棱斯克的时候，就有一个看守帮助她出逃，不仅如此，这名看守也一起跟她私奔了。在刚上萨哈林岛的时候，索菲亚和所有的女流放犯人一样，是可以在监狱之外，在自由民的房子里居住的。但是，她总想着逃跑，还把自己打扮成士兵的模样逃跑，被抓住了；索菲亚在监狱外居住的时候，在亚历山大哨所的驻扎区发生了多宗案件：一家商铺的老板尼基京被杀，一个犹太人尤罗夫斯基家被盗56000卢布……在这几起案件中，“小金手”索菲亚都是被怀疑的对象，她被指控为主要犯罪嫌疑人或同案犯。地方审讯机构制造了种种荒诞不经的犯罪情节和不实的证词，她的案件就完全坠入了五里雾中。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56000卢布被盗款还没有下落，她的犯罪情节就演变成了各种离奇的八卦故事。

邮电所的官员，就是那个写《萨哈林诺》的年轻人，和我一起游览过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周边的郊区，他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我们经常一起到山谷去，去戎克里埃海岬，看岬顶高高耸立着的灯塔。白天，如果从山谷的下方朝上面仰看，灯塔那里是一座不起眼的小白房子，背后有桅杆，上面挂着灯盏，晚上，灯塔则是在漆黑的漫长夜里璀璨夺目的万丈光芒，仿佛正是此时此刻，苦役地才用自己如炬的目光注视着整个世界。从谷底去往灯塔所在的房子，路很难走，沿陡峭的山峰往上攀爬螺旋形的古老的山道，从云杉和松树丛中挣脱过去。越往高爬，呼吸就越是畅快；每升高一点，大海就宽阔许多，无限的海景跃入眼帘。这时，游者的思绪就一点一点地飞出了界外，再也不想什么监狱啦，什么苦役啦，什么流放殖民啦，简直毫无任何的共同之处。只有残存的一点想法，那就是山脚下的生活是多么的令人苦闷和艰辛。苦役犯和强制移民们日复一日地背负着惩罚的重荷，自由民从早到晚只是闲谈，谁挨打了，谁逃跑了，谁被抓回来了，谁又要挨打了；奇怪的是，对这种谈话以及想听这种谈话的氛围，你不出一个星期就会习惯了，以至于每天早上一睁眼醒来，你会首先拿起印有总督命令的本地日报什么的看上一眼，然后一整天都在听别人讲或自己也讲类似的新闻，谁逃跑了，谁被打死了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站在高高的山顶，面对着大海和美丽的山谷，这些才是此地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愚蠢，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据说，通往山顶的沿途路边，原本是设置了一些长椅的，但是，后来它们都被拆除了，原因是苦役犯和移民们在路过的时候，在长椅上面用小刀子刻划上了很多不堪入目的脏话和污秽下流的淫乱图画。这种所谓的厕所文学爱好者在自由的人们中间就为数众多，但在苦役犯中间，这种厚颜无耻就超越了任何的限度，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恬不知耻的地步。在这里，不仅是僻静之处的长椅上和墙壁上是胡涂乱抹的春宫图，就连情书的内容也都是不堪入目和不忍卒读的污言秽语。一个人虽然感到绝望，感到自己是一个被世人所遗弃的人，成了一个人世间不幸的人，但是，却在长椅上和墙壁上胡乱写划各种龌龊不堪的文字和图画，这真是殊为奇特的一幕呀。有的已经是老态龙钟、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一个劲儿地见人就抱怨，土埋半截子啦，没几天活头了，身体已经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眼睛也不好使了，但是，却能够一口气地、滔滔不绝地吐出一长串的恶毒的污言秽语来，那些话像是连珠炮一样，既像是精心组织了语言的骂人话，又像是发热病时的谵妄之语。如果他是一个识字的人，那么，在四下无人的荒僻之处，他就很难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和卑劣情感的引诱，直到他用指甲也要在墙壁上刻划下违禁的脏话。

亚历山大区的年平均温度是0.1℃，也就是说，几乎在0℃水平上，而切列博维茨县则是2.7℃。冬天的亚历山大区要比阿尔汉格尔斯克还要酷寒，春天和夏天相当于芬兰地区的天气，秋天相当于圣彼得堡，年平均温度相当于索洛维茨群岛，那里的平均气温也是0℃。在杜伊卡河河谷地带可以见到永久冻土层。来此地考察的波利亚科夫就在6月20日时在0.75俄尺的深度发现过永久冻土层。他在7月14日分别在垃圾堆下面和山脚下的凹地里发现仍有雪，直到7月末这些残雪才会彻底融化。1899年7月24日，这里一座不太高的山上还下了雪，当时所有人都穿上了皮大衣和皮外套。根据9年来的观测结果，杜伊卡河开河最早的时间为4月23日，最晚是5月6日。整整九年的所有冬季里，没有一天是解冻的日子。一年当中有181天是酷寒的天气。151天会是寒风凛冽的日子。所有这些观测记载的数据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切列博维茨县，夏季温暖，时日漫长，据格里亚兹诺夫说，即使这样，那里的荞麦、黄瓜籽和小麦的成熟度还不够。而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地区，据当地的农业督导官见证，没有哪一年的气温能高到使燕麦和小麦完全成熟。
引起农学家和卫生学者们特别关注的，是此地严重的潮湿。一年当中，雨雪关联的降水天气平均为189天：其中下雪天是107天，下雨天是82天（在切列博维茨县下雨天是81天，下雪天是82天）。天空一连多少天都是密布低沉的阴云，连绵淫雨毫无停歇之意，令居民们觉得晴天无望。这种天气影响到了人们的心情，苦闷的思绪和借酒消愁的行为都可归吝于天气。可能，在这种天气影响下，冷酷的人变得更残忍了，就连许多好人和心理比较脆弱的人，也会因为一连几周或者是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太阳而永远地丧失了能过上好生活的希望。波利亚科夫曾经写道，1881年的6月份一整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天是晴天，而当地的农业督导官的报告中则记载，在四年的时间里，从每年的5月18日到9月1日，晴天的平均天数没有超过8天。大雾弥漫是这里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海上，那种天气对海员可是真正的灾难啊；据说，含有盐分的海上大雾，对沿海生长的植物、树木以及草场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下面我还要谈及一些村屯，那里的居民就是主要是受到了这种大雾的影响，已经不再种植粮食作物，而是将自己的耕地全部改为马铃薯的种植地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晴天里，亲眼看到，海上飘来的浓雾就像是一堵墙壁一样越升越高，从天上严丝合缝地拉下了如牛奶一般纯白色的幕布。

在1888年以前，新米哈伊洛夫卡是杜伊卡河最新的一个定居点，现在又新建了红谷和布塔科沃。目前，从新米哈伊洛夫卡通往这两个新的定居点的道路正在铺筑之中。到红谷的路才修好半截，就只有3俄里能通行，我坐着马车从新修好的路这一段走过，大路平坦，笔直，像是一把延伸的尺子，后半段需要从风景如画的原始森林中穿行过去，这一段伐过树木所剩的树桩已经完全清理了，就像是在乡间小路上行驶一样，走起来也相对容易，心情也是愉快的。一路上高大的成材树木为了筑路均已经砍伐殆尽，但森林仍然不失其异常壮美之姿。在白桦树、山杨树、白杨树、水曲柳、接骨木、稠李树、绣线菊、山里红等树木之间，隐没着一人多高的蒿草。蕨菜棵高叶肥，牛蒡的叶子有1俄尺多宽，各种乔木和灌木混杂在一起，交错生长，形成了丰茂的密不透风的丛林，为黑熊和紫貂以及鹿群等动物提供了良好的隐身休憩场所。接近峡谷尽头，两侧均是绵延的群山，山上长满了冷杉、枞树和落叶松等针叶林，像是两堵绿色的墙壁分列于此。再往山上看，高处又是阔叶林的天下，顶峰上却是没有大树的，间或有一些灌木丛覆盖其上。我在俄国的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棵的牛蒡。这些体形庞大的牛蒡令此地的林地和草场具有了独特的地貌特征。我已经写过，晚上，特别是在月光的映衬下，此地的林地和草场都饱含一种莫测的神秘感。还有一种非常高大的伞科植物，俄语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植物的正式名称：它长得挺拔高大，树高能达到10英尺，根部粗约3英寸，上面的部分呈棕红色，最顶部会撑开一个直径1英尺的伞状树冠；在这个主冠的周围还会长出4至6个小一点的伞状树冠，看上去很像是那种枝形烛台的造型。在拉丁文里，这种植物的名称叫“熊根子”。
红谷才建了一年多。屯子里只有一条较宽的街，路却还没有修好。从一栋房舍到另一户人家去的话，要经过草墩子、大土堆、刨花堆，从一根根原木、一个个树桩子和排水沟上方跳过去，那沟里的水已经黑臭。房舍还没有都盖好。一户从业主正在制砖，另一户正在砌炉子，另外一户人家正在从街上往家里拖原木。这里总共有从业户51家。其中3家，包括一户主人叫彭吉卓的中国人，放弃了建造到一半的房子，走掉了，原因不明，现在在何处，也无人知晓。这里有7个高加索人，他们已经不再干活了，全都挤住在一所房子里，虽然这才8月2日，但是，他们已经被冻得蜷缩成一团了。这个屯子的刚开始初建阶段，从几个数字上就可见一斑。屯里共有90名居民，男女比例是2∶1；合法家庭3户，同居的自由民家庭却有20户之多，5岁以下的儿童只有9名。3户人家有马匹，9户人家有牛。目前全屯的从业主都从当局领取囚犯的定额口粮，但是以后他们靠什么生活还不甚清楚；总之，靠种植粮食作物养活自己的希望真的不大。迄今为止这里的可耕地只有24.25俄顷，也就是说，平均到每户不到半俄顷耕地可种。现在都被刨出树根，种上了粮食和马铃薯。

我第一次去阿尔卡伊河谷是在7月31日的早上8点钟，当时海水已经开始退潮了，天空阴沉沉的，空气中潮湿得令人胸闷，大雨欲来，海面上没有任何的帆影，陡峭的灰褐色海岸看上去更加阴沉；涛声特别不自在地闷声低吼着；枝桠横生、几近枯死的树木从高高的海岸上俯视着下方翻滚的浪头；在这个空旷的空间中，每一棵树都注定要孤独地与严寒和烈风进行残酷的斗争，每一棵树都要在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在那些漫长可怖的黑夜里，永不停歇地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将枝干一直弯曲到地面，在风的伴奏下，发出低声的哀鸣，但是，这哀怨啊，任何人也听不到。

如果哪一位风景画家有机会来到萨哈林，那么，我推荐他多多关注阿尔卡伊山谷的景色。这个地方除了风景优美之外，地貌的颜色可谓丰富多彩，绚烂无比。五彩缤纷的地毯和万花筒用来比喻阿尔卡伊山谷有点落伍，但是很难用其他东西来其恰如其分地比拟它的全部的美。在绿意盎然的密林中，高大的牛蒡直矗其中，刚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叶子，闪耀着勃勃的生机。距离它有三俄丈远的平整的地块上，生长着泛着绿意的黑麦苗；接着它的，是一大块耕地，也种着小麦，挨着这块地，又是一株高大的牛蒡，后面才是一小块麦地。在过去就是一垄一垄的马铃薯地块，有两棵向日葵因日照不足，头已经垂向了地面。接着进入眼帘的是楔子形状的麻田。到处都是伞科植物，高傲地伸出一柄柄伞骨，像枝形烛台一样摆放着，四周是五颜六色的田野，玫瑰色和鲜红色的星星斑斑地点缀其间。路上走过的几个妇女，都是用牛蒡的宽大的伞形叶子来挡雨，伪装得像是一群甲虫在游弋。周围群山环抱，虽然山都不高，没有高加索山那么雄伟，但是，山毕竟还是山呢。

杜埃是死寂的，衬托这死寂的，是镣铐哗啦哗啦的撞击声，是惊涛拍岸的喧哗声，是电报线路呜呜的呼啸声，一旦耳朵习惯了这些声音，那种死寂的感觉就更加的强烈了。这里冷酷的烙印不仅在黑白两色的木桩上有所体现。要是有人走在街上无意之中放声大笑起来，那么倒是这笑声会令人感到刺耳和不自然呐。自从杜埃建立的那一天起，这里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模式，亦即生活只有一种凄惨和绝望的音响。只有在凛冬的暗夜从海上吹来的阵阵寒风的呼啸声，才是此地唯一的自然之歌。因此，每当在一片死寂之中，想起杜埃怪人施康德巴的歌声时，只能令人感到无比的惊惧和悚然。施康德巴是一名流放犯人，已经是个老头啦，他从到萨哈林的第一天起就拒绝任何的劳作，不干活儿。他的倔强堪比野兽一般，完全无法征服，任何强制性的手段都奈何不了他。把他关进黑牢，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拷打，他都顽强地忍受下来了。每一次对他用刑之后，他还是要高喊：“反正我就是不干活！”整治他的所有手段都没用，只好放弃了，最后就随他去了。现在他就在杜埃游来荡去，想唱就唱。

波利亚科夫在书中的描述了特姆河谷的地理形态，湖泊星罗棋布，旧河道纵横交错，峡谷沟壑盘踞；峡谷里没有平坦的原野空间，也不可能有丛生的杂草作为饲料之用，没有青草地相伴的河湾，那些看上去长着水草的小块洼地，是浅水滩的沼泽地的苔草而已。漫坡的岸堤上，生长着白桦树、柳树、榆树、山杨树和成片的白杨树。白杨长得非常高大，由于过于靠近水岸边，在河水的侵蚀下，根部外露，上部倒伏进水里，将水流阻塞。这里的灌木种类不少，野樱、丛柳、蔷薇、山里红等都有……蚊子成群结队，遮天蔽日。一般8月1日就会出现霜冻。
离海边越近，植被就越是贫乏。白杨树几乎消失不可见了，柳树都变成矮矮的树丛，到后来只能看到那些砂石河岸或者裸露出泥炭层的岸边，有的只是覆盆子、悬钩子和青苔衣等植物。河面增宽到75至100俄丈，但是周围都是冻土带，沿海岸的地势低洼，沼泽地遍布……从海上袭来阵阵凛冽的寒风。
特姆河注入内斯基湾，又名特罗湾，这是一片不大的水面，是进入鄂霍次克海以及最终进入太平洋的门户。波利亚科夫就是在此度过了到达海湾岸上的第一个夜晚，觉得此处夜空晴朗，空气清爽，有彗星在天空中拖曳着两条明亮的分叉似的尾巴划过。波利亚科夫没有描述他在欣赏彗星时和倾听夜晚交响时的心绪，因为瞌睡虫“干倒”了他。第二天早晨，命运赠送了他不曾料到的奇观异景：在海湾的入口处，有一艘黑色的轮船正在停泊，船的两侧船舷涂着白色，船索和船上的舵楼造型极其美观；船头上一只被缚着的苍鹰虎视眈眈。
波利亚科夫眼中的海湾沿岸是单调灰暗的；他直接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典型的极地地貌。植被稀少，有也是枝干弯曲。海湾和大海之间仅有那么一块冲积形成的沙洲，狭窄冗长，过了这一块地，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数千俄里一望无际，海上经常天气阴沉，航道险恶。波利亚科夫从小就饱读惊险小说作家迈因-里德的著作，每当被子从身上滑落，自己被冻醒的时刻，残留的梦境中正是这样一幅海上画面。这是一场噩梦。现在的海上却是梦中的模样，天色阴沉，一片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四周，无情的海浪冲击着没有任何植被的光秃秃的海岸，在它们的嘶吼声和咆哮声中，间或有鲸鱼和海豹翻滚其间的黑色身影。

我走访期间，业主和家属都在家里；尽管不是什么节假日，但大家闲呆在家中，都无事可做。本来在火热的8月，是农事大忙的季节，大人孩子应该在田地里或者河上忙活才对，因为汛期已经到了呀。户主们和他们同居的女人们看样子异常苦闷，想做的只是聊天诉苦而已。他们为了排遣自己的苦闷和寂寞，聊着聊着就会哈哈大笑，再过一会就又开始哭哭啼啼。他们是一群生活的失意者，大多数人已经是神经官能症的患者，但是实际上呢，都是一群无病呻吟的“多余人”而已，他们就为了一己的温饱，他们饱受生活的折磨，原本就是一些意志力脆弱的人，现在终于精疲力尽了，因为反正也不会有“任何办法”，也不会有“任何活路”。现在，不得不无所事事地过活，逐渐就成了生活的习惯。现在，他们就像是在海边等待着天气放晴一样，随老天爷去吧，自己可是对什么都无能为力了，只是心情焦虑，浑浑噩噩地度日，什么也不做了。

到了早上，还是一个冷啊，被窝里冷，房间里冷，院子里还是冷。我到外面去的时候，冷雨和强风使劲地地摇晃着树木，大海在怒吼着，阵阵的狂风夹杂着雨滴抽打在脸上，拍击着房顶，像是枪击出膛的霰弹一样无法躲避。“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和“贝加尔湖”号现在已经又回到锚定场停泊了，它们不可能顶着这种疾风暴雨而出航的，只能避风在港湾里，隐匿在一片雨雾之中。我沿着街道走到码头近处的海滩上；青草浸了水，湿漉漉的，雨水正顺着树枝在流淌。
码头上的值班房附近，有一具身型巨大的鲸鱼的骨头架子被扔在那里，曾几何时，它是一条自由自在的、幸福遨游在北方广阔海域里的精灵，而现在却任凭风吹雨打，在污泥浊水中被侵蚀……这里主要的街道都是石板铺路，整齐干净，人行道上，路灯和树木分列两侧，一样也不少，每天清扫路面的是一个身上打着苦役犯烙印的老头儿。这里的房舍都是衙门办公地和官员居住的宅邸，没有一处房舍是流放犯人住的场所。大部分房舍是新建的，外观和样式很好看，没有高门大户的森严感，跟杜埃的房舍大为不同。在科尔萨科夫哨所里面，在总共四条街道上，旧房舍比新建的要多，很多是二三十年以前就建好的。老房子多，老公务员就多，比北方的多，这说明了这里比北方那两个区更适合生活，更让人安居乐业。这里，正如我发现的那样，宗法制观念更强，人们也更趋保守，落后的习俗保持的更顽固。和北方比较起来，这里体罚更为普遍，有的时候一次就要对50人进行鞭笞，甚至在别的地方早已经被废除的恶习，在这里还完整地被保留着呢，这是一个上校开创的恶劣先例，即一队囚犯在街上或者在海滩上与一个自由民迎面相遇时，您在五十步开外的地方就能听到看守的呵斥：“立定！脱帽！”然后这些光着头的犯人就目光阴森地从您的身边走过，如果他们没有在五十步以外脱帽致敬，而是在二三十步的地方才开始脱帽致敬，那您有权像某尼先生或者某茨先生一样，用手杖去揍他们一顿解恨。

在大塔克伊屯附近，尤其是那段去往十字架屯的路上，会遇见特别好的建筑用成材林。那一片都是满眼的青翠欲滴，真是水洗一般的新鲜。塔克伊河谷的植物谱系比北部要丰富得多，这里经常会令我想起俄罗斯。诚然，北部的大自然悲戚而严峻，但那种严峻是俄罗斯式的，而这里的大自然则是欢快而忧伤的，可能，就像这里的阿伊努人一样，在俄国人的心灵里唤起的是一种雾里看花般的不确定情绪。
在距离大塔克伊屯4.5俄里路程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注入塔克伊河，这就是小塔克伊屯的所在地了。它始建于1885年。现有居民52人，男性37人，女性15人。从业主35人。其中有家室的只有9人，正式结婚的夫妻那是一对也没有的。
再往前走8俄里，就是加尔金-弗拉斯科耶了。日本人和阿伊努人都称其为西扬查，这是因为以前此处有一座名为西扬查的日本人的渔业仓库。它始建于1884年。这个地方风景优美，正好位于塔克伊河与纳伊布河的交汇之处。但是，其实屯子建在此地并不合适。在春秋两季以及夏天的雨季里，纳伊布河与所有的山间河流一样，变幻莫测，泛滥成灾，山洪暴发是直接就吞没了西扬查；洪水浩荡地涌入纳伊布河入口处，水流立即就会漫出两岸的河堤。各条注入纳伊布河的小支流都有此类情况出现，这样一来，加尔金-弗拉斯科伊屯就立时变成了水上威尼斯，屯子中都是阿伊努人搬出来的小船，河水漫过了建造在低洼地带的房舍，地板都泡在水里。建屯选址的是某个伊万诺夫先生，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如此的贫乏，就像他基本不懂基里亚克语和阿伊努语是一样的。他的实际职务是官方翻译官。当时还兼任监狱里的副典狱长以及移民监事官等职务。阿伊努人和自由移民都曾经警告过他，说这个地方过于低洼，但他可不听他们的。谁敢发牢骚，他就叫人施鞭刑。发了一次洪水，淹死了一头牛，另一次则淹死了一匹马。
塔克伊河注入纳伊布河形成了一个半岛，两端架了一座很高的桥。看上去非常的壮观；一派柳岸闻莺的景象。这里的屯监所干净整洁，窗明几净，还有壁炉；从露台上望出去是漂亮的河景。庭院里还有一个小花园。

大海看上去一片冰冷肃杀，海水浑浊不堪，且时刻在咆哮，高耸的灰色巨浪不断涌上沙滩，拍击在砂石上，就像是在绝望地呼号：“上帝啊，为什么啊，你要创造出我们？”这里已经是大洋了，就是太平洋。站在纳伊布奇的海岸上，能够听见苦役犯人们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时的斧头的敲击声，而在那遥远的想象之中的彼岸，则是美洲大陆；左边，能够在雾色朦胧之中，隐约地看见萨哈林岛的岬角，右边也是岬角……海天一色，遍无人踪，没有飞鸟，没有苍蝇，所以，那大海的咆哮之声就更令人疑惑，它在为谁而狂啸？又有谁，在每天的暗夜里能够倾听它的声音呢？它需要的是什么？最后的一个疑问：当我离开的时候，它又是为谁而咆哮呢？伫立在这海岸上，我的头脑中萦绕的不是清晰的思想，而是沉重的忧虑。忧心忡忡，然而，却又想永远地站在这里，观看波涛单调地来回汹涌澎湃，倾听它们雷鸣般怒吼的声浪。

我和同伴无事可做，在安魂祈祷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去了墓地。墓地距离教堂有一俄里远，就在海边那里，在又高又陡峭的山上。我们上山的时候，送葬的队伍已经赶到了，显然，安魂祈祷一共也就两三分钟就结束了。从山上朝下面望去，人们抬着棺材一起一伏地上下颠动，那男孩拉着女人的手，怕跟不上送葬队伍，只好一路在小跑。
墓地的另一面非常开阔，可以俯瞰哨所驻扎区和周围地区的景色。相反方向的大海，在阳光的照射下，一派安宁。山顶上，是许多的坟茔和十字架。有两座比较高大的十字架，分别是埋葬了米丘尔和被犯人杀害的典狱长谢利瓦诺夫的坟墓。苦役犯的坟墓上所立的十字架一律是很小的，样子也是大同小异的，并无铭文。人们在一段时期里还是会记得米丘尔的，但是，所有长眠在这些小十字架下面的杀人犯、潜逃犯、生前戴镣铐的囚犯，没人会记住他们。充其量，会有个老车夫，在俄国的森林里或者草原上，在夜晚的篝火旁，为了给大伙解闷，讲上一段，过去在某个村屯里曾经参与抢劫的奇闻逸事罢了。听故事的人呢，在漆黑的夜色里，觉得毛骨悚然，而就在这时，猫头鹰叫了一声，而这些，就算是对亡灵唯一的追思了罢。倒是有一个流放犯，是个医助，他的十字架上刻着一首诗：
过路人！请让这首诗提醒你，
世上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结尾是：
再会，我的伙伴们！我们将在欢乐的清晨相逢！
——叶·费多罗夫

在科尔萨科夫区，有11人因杀害阿伊努人而被判处死刑。处决之前的一整夜，官员和军官们都没有合眼，而是来来回回地踱步，喝茶。大家都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更没有想到的是，有2名死刑犯半夜的时候吞食了剧毒的草乌头，给看管死囚的卫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区长听见了外面人声嘈杂，有人向他报告了，两名死刑犯已经吞毒而死。行刑之前，他早已经心知肚明，但还是硬着头皮，厉声质问卫队长：
“共有11名犯人被判处死刑，这里我只看见了9名。另外那2名呢？”
卫队长倒是想正式报告一下，又不敢，无奈只好神经质地小声嘟囔：
“那就把我绞死好了。就绞死我得了……”
当时正是10月初，早上的天色灰蒙蒙的，又冷又暗。由于恐惧，死刑犯人们的脸色变得蜡黄，脑袋上的头发扑簌簌地随风飘动。一个官员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由于紧张，全身都在颤抖，这样一来，他自己根本看不清公文上判决书的字迹，他就那么口齿不清地、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还是神父穿着黑色的法衣，让9名死囚挨个亲吻他手中的十字架。间或还向区长耳语，小声恳求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放了他们吧，我可受不了了……”
接下来是一整套的仪式：给每个囚犯穿上尸衣，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当最终9个人都被绞死了的时候，半空之中“一长串”在晃荡，这是区长在向我讲述这次行刑的时候所用到的词儿。在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绞刑架上放下来的时候，医生发现其中还有1人竟然还活着。这个偶然的发现其实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监狱的人，包括刽子手等，他们都对犯人的罪行了如指掌。他们早就知道，这个犯人在那次暴行中是无辜的，是不该处以绞刑的。
“但是，他被再次施以绞刑了，”区长结束了自己的叙述，“后来，有整整一个月，我都不能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