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讲“交往理性”，首先当然针对的是启蒙时代的所谓“工具理性”。进一步说，“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以人为本的，平等的、公共的。其对立面，则是策略性、功利性、等级和压迫等等“资本主义那一套”。提出这么个概念，当然是很机智也很应景的，然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哲学从苏格拉底那里开始，就一直都是“交往理性”啊。整个柏拉图对话集（除了后期比较偏向个人独白的那些），不都是通过平等对话使公共理性得以显现的案例吗？所以这里有个微妙的逻辑：老老实实做哲学，其实就是在践行“交往理性”了，不需要专门讲；专门讲“交往理性”，其实已经不是在做哲学了，而是在批判。而一个以批判为本职工作的思想家，说得难听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马克思自己说得很清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哲学，而是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批判学说。推而广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这个谱系，都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这和苏格拉底作为雅典人的“马虻”不一样，苏格拉底是是觉得雅典本身就是最好的，而且其同胞应该做得更好，才不断批判他们，而不是因为对斯巴达或者波斯心向往之。一个现代西方学院左派的苏格拉底会怎么做呢？他会一边批判雅典，一边跟斯巴达甚至波斯勾勾搭搭，对后者的恶性视而不见甚至配合后者的大外宣，就像萨特福柯对中国的文革和伊朗的霍梅尼表现出的仰慕，就像哈贝马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所表现出的绥靖（“西方的责任不是帮乌克兰赢而是帮乌克兰不输”这话，就是因为缺乏“策略理性”导致的幼稚病的典型体现）。果真如此的话，哲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已经脏了。当然，以上都是在西方内部说，毕竟还是自己批判自己，顶多也就是幼稚而已。至于在简中，像小陆师傅这种自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爱好者”，那才真是让哈贝马斯们死不瞑目——你们批判资本主义，我们也批判资本主义，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开心不开心？满意不满意？是不是觉得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