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diaSittingStill推荐一篇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极端情况下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用集中营的例子回答了我之前的一些困惑。
“囚犯们不知道他们被监禁的确切原因，也不知道要被监禁多久。因此，我们把囚犯说成处于“极端”情况的人。在这些集中营中犯下的恐怖行为在文明人的头脑中激起了正当和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有时导致他们忽视了一件事，那就是对盖世太保而言，恐怖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一种手段。”
极端情况下的个体和群体行为：一份针对集中营的心理学研究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文章《极端情况下的个体和群体行为》（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原文见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4), 417–452。译者：陈荣钢。 译按：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出生于一个世俗犹太家庭。1938年3月13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纳粹当局将奥地利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送往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在那里，许多人遭到残酷的对待、折磨或杀害。两个月后的1938年5月28日，贝特尔海姆被捕，他在这两个集中营中被监禁了十个半月，直到1939年4月14日释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时候，他遇到了社会心理学家恩斯特·费德恩（Ernst Federn，1914—2007），并和他成为了朋友。贝特尔海姆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因此是特赦令的结果。获释后的贝特尔海姆从事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著作也大多借鉴了自己在集中营中的经验。
在分析时，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围绕着“最初的震惊”，发现自己被非法监禁。第二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进入集中营的押送和在集中营的最初经历。第三阶段缓慢改变着囚犯的生活和性格，这个过程循序渐进、连续不断地发生。这是对集中营情况的适应。
这些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抓住到眼前给予他们自尊的东西。他们一次又一次向盖世太保的成员保证，他们从未反对过纳粹主义。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在面对纳粹现象时身陷窘境。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哲学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完整性，这让他们缺乏对抗纳粹的立场。
他们服从统治阶级层层下达的法律条文，从未质疑过这些法律。眼下，他们衷心支持的法律和执法机构转而迫害他们。但即使现在，他们也不敢反对统治集团，他们也不顾及自尊。他们不会质疑法律的合理性和盖世太保的思想，而是把盖世太保的行为接受下来，视其为公正的行为。他们被当作迫害的对象，他们却认为这种迫害是对的，因为这种迫害行为来自当局。摆脱这种特殊困境的唯一办法是相信这一定是一场“错误”。虽然盖世太保嘲笑他们，很多囚犯同伴也嘲笑他们，可是这些中产阶级的非政治犯依然相信这一切没错。
当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得不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同意他们被监禁，并对他们受到的待遇感到满意时，这种合法性的闹剧达到了高潮。
在盖世太保看来，这并不是一场闹剧，他们非常重视这种让囚犯签署的文件，以证明一切都按照法律和秩序来进行。
可以看出，这名囚犯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自己未来在集中营的生活。盖世太保比他预期的更加愚蠢，这让他感到小小的满足。此外，他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是，酷刑并没有改变他的思考能力和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思考似乎是徒劳的，但它们应该被提及。如果让我总结在集中营里的主要问题，我会说，最大的问题是保全自我，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重新获得自由，自己还会是和被剥夺自由前大致相同的人。
公然抵抗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做任何事来保护自己。一种彻底无动于衷的感觉席卷了囚犯。他们不关心看守是否向他们开枪。他们对看守实施的酷刑无动于衷。看守不再有任何权威，恐惧和死亡的魔咒被打破。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和彻底无动于衷“我”之间再次出现了分裂，“我”只是一个有点兴趣但并不关心的观察者。虽然很不幸，但囚犯们都感觉没有了恐惧，因此他们比之前很多时候都要“快乐”。
八爪鱼@HelloLydia 中共切实走在盖世太保式统治的路上。封控、寻衅滋事......事件不可控和执法行为不可控，这些都是恐怖方式支一。